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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走




吴萍郢火栗四君

  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常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但哪里走呢?或者,哪里走呢!
  我所彷徨的便是这个。
  说“哪里走?”是还有路可走;只须选定一条便好。但这也并不容易,和旧来所谓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将来,高远些,空泛些,是无妨的。现在我说选路,却是选定了就要举步的。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但像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果然有路可走么?果然有选路的自由与从容么?我有时怀疑这个“有”,于是乎悚然了:哪里走呢!旧小说里写勇将,写侠义,当追逼或围困着他们的对手时,往往断喝一声道,“往哪里走!”这是说,没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说是路,不过不是对手所欲选择的罢了。我有时正感着这种被迫逼,被围困的心情:虽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

三个印象

  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原。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我不过遇着一个电车工人罢工的日子。我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街沿上挤挤挨挨满是人;这在平常是没有的。我立刻觉着异样;虽然是晴天,却像是过着梅雨季节一般。后来又坐着人力车,由二洋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处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车得委婉曲折地穿过人丛,拉车的与坐车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儿。我坐在车上,自然不要自己挣扎,但看了人群来来往往,前前后后,进进退退地移动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们出着力。这颇像美国式足球战时,许多壮硕的人压在一个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紧张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说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从一方面说,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现代。郢点点头。但在上海的人,那时怕已是见惯了吧;让谛知道,又该说我“少见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动身的日子,火来送我。我们在四马路上走着,从上海谈到文学。火是个深思的人。他说给我将着手的一篇批评论文的大意。他将现在的文学,大别为四派。一是反语或冷嘲;二是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性欲的描写;四是所谓社会文学,如记一个人力车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类。他以为这四种都是Petty Bourgeoisie①的文学。一是说说闲话。二是写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虽意在为Proletariat②说话,但自己的阶级意识仍脱不去;只算“发政施仁”的一种变相,只算一种廉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写的颓废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③的物质文明为背景,也是Petty Bourgeoisie的产物。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说话。火不赞成我们的文学除外自己说话;他以为最亲切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话。至于所谓社会文学,他以为竟毫无意义可言。他说,Bourgeoisie的灭亡是时间问题,Petty Bourgeoisie不用说是要随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渐萌芽蠢动了;我们还要用那养尊处优,丰衣足食(自然是比较的说法)之馀的几滴眼泪,去代他们申诉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们的不屑一顾,是当然。而我们自己已在向灭亡的途中,这种不干己的呼吁,也用它不着。所以还是说自己的话好。他说,我们要尽量表现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为图一个新世界早日实现,我们这样促进自己的灭亡,也未尝没有意义的。“促进自己的灭亡”,这句话使我竦然;但转念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别一年,不知如何,他还未将这篇文写出;我却时时咀嚼他那末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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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文:小资产阶级。
  ②英文:无产阶级。
  ③英文:资产阶级。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若能长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着了。

时代与我

  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限,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①;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我说三个步骤,是说它们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关系而言;论到因果关系,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实在,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说以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或是过渡的时期,也未尝不可。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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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文:阶级斗争。
  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说不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爆发为止。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现在革命的进行虽是混乱,有时甚至失掉革命的意义;但在暗中Class 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们承认事实,无论你赞成与否,这Struggle是不断地在那边进行着的。来的终于要来,无论怎样诅咒,压迫,都不中用。这是一个世界波浪。固然,我丝毫不敢说这Struggle,便是就中国而言,何时结束,怎样结束;至于全世界,我更无从悬揣了。但这也许是杞忧吧?我总预想着我们阶级的灭亡,如火所说。这灭亡的到来,也许是我所不及见,但昔日的我们的繁荣,渐渐往衰颓的路上走,总可以眼睁睁看着的。这衰颓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装下度了过去;既说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说不得要露出狰狞的面目,毒辣的手段来的。枪与炸弹和血与肉打成一片的时候,总之是要来的。近来广州的事变,杀了那么些人,烧了那么些家屋,也许是大恐怖的开始吧!
  自然,我们说,这种破坏是残忍的,只是残忍的而已!我们说,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我们诅咒他们!”“我们要复仇!”但这是我们的话,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定的价值;而我们的标准建筑在我们的阶级意识上,是不用说的。他们是,在企图着打倒这阶级的全部,倘何有于区区评价的标准?我们的诅咒与怨毒,只是“我们的”诅咒与怨毒,他们是毫无认识的必要的。他们可以说,这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的阶级意识反映在里边,也自有其理论上的完成。我们只是诅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总Struggle如何,才有分晓。不幸我觉得我们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发展,失了集中的阵势。他们却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顾忌地拚命上前肉搏;真专制的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量。现在虽还没有充足的经验,屡次败退下去;但在这样社会制度与情形之下,他们的人是只有一天天激增起来,势力愈积愈厚;暂时的挫折与牺牲,他们是未必在意的。而我们的基础,我虽然不愿意说,势所必至,会渐渐空虚起来;正如一座老建筑,虽然时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终有被风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时我们的文化怎样?该大大地变形了吧?我们自然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空虚和野蛮呀!但事实不一定是空虚和野蛮,他们将正欣幸着老朽的打倒呢!正如历史上许多文化现已不存在,我们却看作当然一般,他们也将这样看我们吧?这便是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看君政的消灭,当作快事,他们看民治的消灭,也当一样当作快事吧?那时我们灭亡,正如君主灭恨一般,在自然的眼里,正是一件稀松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自然,运命这个名词,革命者是不肯说的。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地爱变化,甚至说是学时髦,也可以的。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无一成者,以此。一面我虽不是生在什么富贵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阔过是真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Petty Bourgeoisie里。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d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我并非迷信着Petty Bourgeoisie,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换一个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轧入Proletariat,是不可能的。从一面看,可以说我大半是不能,小半还是不为;但也可以说,因了不能,才不为的。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创造?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没有一个依据;于是回过头来,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来,我或者被驱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时怎样?我想会累死的!若反抗着不做,许就会饿死的。但那时一个阶级已在灭亡,一个人又何足轻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顾虑了罢。
  Proletariat 在革命的进行中,容许所谓Petty Bourdgeoisie同行者;这是我也有资格参加的。但我又是个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实说,我对于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兴味顾虑的。便是妻子,儿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饭”,才不得不用了廉价的同情,来维持着彼此的关系的。对于Proledtariat,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过这种廉价的同情罢了,于他们丝毫不能有所帮助。火说得好:同情是非革命;严格论之,非革命简直可以说与反革命同科!至于比同情进一步,去参加一些轻而易举的行动,在我却颇为难。一个连妻子,儿女都无心照料的人,哪能有闲情,馀力去顾到别的在他觉着不相干的人呢?况且同行者也只是摇旗呐喊,领着的另有其人。他们只是跟着,远远地跟着;一面自己的阶级性还保留着。这结果仍然不免随着全阶级的灭亡而灭亡,不过可以晚一些罢了。而我懒惰地躲在自己的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只是灭亡。以自私的我看来,同一灭亡,我也就不必拗着自己的性儿去同行什么了。但为了自己的阶级,挺身与Proletariat去Struggle的事,自然也决不会有的。我若可以说是反革命,那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我是走着衰弱向灭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样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的路

  活在这时代的中国里的,总该比四万万还多——Bourd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人数,总该也不少。他们这些人怎么活着?他们走的是哪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觉的,暂时还在跟着老路走。他们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遗老,绅士等;或是还没有发现新路,只盲目地照传统做着,如穷乡僻壤的农工等——时代的波浪还没有猛烈地向他们冲去,他们是不会意识着什么新的需要的。但遗老,绅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时代的洪流终于要泛滥到淹没了地上每一个细孔;所以这两种在我看都只是暂时的。我现在所要提出的,却是除此以外的人;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他们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这相反的两面实以阶级为背景,我想不用讳言。以现在的形势论:一方面虽还只在零碎Strugdgle,却有一个整齐战线;另一方面呢,虽说是总动员,却是分裂了旗帜各自拿着一块走,多少仍带着封建的精神的。他们战线的散漫参差,已渐渐显现出来了。暂时的成败,我固然不敢说;但最后的运命,似乎是已经决定了的,如上文所论。
  我所要申述的,是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这文化不用说是都市的。说到现在中国的都市,我觉得最热闹的,最重要的,是广州,汉口,上海,北京四处,南京虽是新都,却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单调得很;上海实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论,也是如此,看几月来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叶地区分,我想说广州,汉口是这时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虽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时却代表着这时代的文化,便与广州,汉口不同。它们是这时代的两个文化中心。我不想论政治,故也不想论广州,汉口;况且我也不熟悉这两个都市,遗迹都还不曾一到呢。北京是我两年来住居的地方,见闻自然较近些。上海的新气象,我虽还没有看见,但从报纸,杂志上,从南来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点儿。我便想就这两处,指出我说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我并不是板起脸来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虽然简陋,或者也还不妨的。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这样,对于实际政治,便好落得个不闻理乱。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到了究竟,理乱总有使你不能不闻的一天;但总结账的日子既还没有到来,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搁着,又算什么呢?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种情形是历史的事实;我想我们现在多少是在给这件历史的事实,提供一个新例子。不过我得指出,学术,文学,艺术,在一个兴盛的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的,那是个顺势,不足为奇;在现在这样一个衰颓或交替的时代,我们却有这样畸形的发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乐的地方;所谓“十里洋场”,常为人所艳称。它因商业繁盛,成了资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说是Bourgeoisie的中国本部;一面因国际交通的关系,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最多。所以享乐的要求比别处都迫切,而享乐的方法也日新月异。这是向来的情形。可是在这号为兵连祸结,民穷财尽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还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华,较前更甚罢了。如大华饭店和云裳公司等处的生涯鼎盛,可见Bourgeoiseie与Petty Bourgeoisie的疯狂;贿,假使我所闻的不错,云裳公司还是由几个Petty 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这回革命后才开起来的。他们似乎在提供着这种享乐的风气。假使衣食住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大华饭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说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这道理的,能有几人?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况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带着阶级味?然而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的时代的回光反照吧?北京没有上海的经济环境,自然也没有她的繁华。但近年来南化与欧化——南化其实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欧化;总之,可说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虽还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将来的运命在,这一点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颇有兴旺之象。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撑这个场面。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大都会,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大长远的势力。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下去。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只看一看北新,开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一面文学的复兴却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ty Bourgeoi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一些信儿呢!
  这自然也有辩解。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 Bourd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因而文学书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 Bourgeoisie的气氛,是将愈过愈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陈西滢先生在他的《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但这原是我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不以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史的偏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最是明白。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运动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骎骎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这就是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而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例。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些,因之,更为安静些。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他的洋画去收藏的。(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
  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与Petty Bourg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学,艺术的范围极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哪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但这一层究竟还是“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哪里走?”“哪里走!”两个问题上去!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馀暇,它就来盘据心头,挥也挥不去。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烦闷”吧。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我说过阴影,这也就是我的阴影。我想,便是这个,也该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
  1928年2月7日作
  (原载1928年3月《一般》第四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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