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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袴,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绉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不免引起我对于人类运命的一种杞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于这一个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漠视”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汩汩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见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榨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鼓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罢;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会,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里,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
  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的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地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低迫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伊有褴褛的古旧的浑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袴;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飘拂着;瘦黑多皱襞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伊手里滑去;于是伊只有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颊上,眼旁,霜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地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膜视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时第一难事是拟订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底复杂,校长交来三十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挣揣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大不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底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虹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恕”字的,于是挑战底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枵腹,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希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覆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么?——若说态度,该怎样啊!许要用‘请愿’罢?”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原载1921年11月4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1月9日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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