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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通讯




  圣陶兄:
  我等八月二十二日由北平动身,二十四日到哈尔滨。这至少是个有趣的地方,请听我说哈尔滨的印象。
  这里分道里,道外,南岗,马家沟四部分。马家沟是新辟的市区,姑不论。南岗是住宅区,据说建筑别有风味;可惜我们去时,在没月亮的晚上。道外是中国式的市街,我们只走过十分钟。我所知的哈尔滨,是哈尔滨的道里,我们住的地方。
  道里纯粹不是中国味儿。街上满眼是俄国人,走着的,坐着的;女人比那儿似乎都要多些。据说道里俄国人也只十几万;中国人有三十几万,但俄国人大约喜欢出街,所以便觉满街都是了。你黄昏后在中国大街上走(或在南岗秋林洋行前面走),瞧那拥拥挤挤的热闹劲儿。上海大马路等处入夜也闹攘攘的,但乱七八糟地各有目的,这儿却几乎满是逛街的。
  这种忙里闲的光景,别处是没有的。
  这里的外国人不像上海的英美人在中国人之上,可是也并不如有些人所想,在中国人之下。中国人算是不让他们欺负了,他们又怎会让中国人欺负呢?中国人不特别尊重他们,却是真的。他们的流品很杂,开大洋行小买卖的固然多,驾着汽车沿街兜揽乘客的也不少,赤着脚爱淘气的顽童随处可见。这样倒能和中国人混在一起,没有什么隔阂了。也许因白俄们穷无所归,才得如此;但这现象比上海沈阳等中外杂居的地方使人舒服多了。在上海沈阳冷眼看着,是常要生气,常要担心的。
  这里人大都会说俄国话,即使是卖扫帚的。他们又大都有些外国规矩,如应诺时的“哼哼”,及保持市街清洁之类。但他们并不矜持他们的俄国话和外国规矩,也没有卖弄的意思,只看做稀松平常,与别处的“二毛子”大不一样。他们的外国化是生活自然的趋势,而不是奢侈的装饰,是“全民”的,不是少数“高等华人”的。一个生客到此,能领受着多少异域的风味而不感着窒息似的;与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贵族消夏地的青岛,北戴河,宛然是两个世界。
  但这里虽有很高的文明,却没有文化可言。待一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大致不会教你腻味,再多可就要看什么人了。这里没有一月像样的书店,中国书外国书都很稀罕;有些大洋行的窗户里虽放着几本俄文书,想来也只是给商人们消闲的小说罢。最离奇的是这里市招上的中文,如“你吉达”,“民娘九尔”,“阿立古闹如次”等译音,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也难怪,中等教育,还在幼稚时期的,已是这里的最高教育了!这样算不算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整个欧化呢?我想是不能算的。哈尔滨和哈尔滨的白俄一样,这样下去,终于是非驴非马的畸形而已。虽在感着多少新鲜的意味的旅客的我,到底不能不作如此想。
  这里虽是欧化的都会,但闲的处所竟有甚于北平的。大商店上午九点开到十二点,一点到三点休息;三点再开,五点便上门了。晚上呢,自然照例开电灯,让炫眼的窗饰点缀坦荡荡的街市。穿梭般的男女比白天多得多。俄国人,至少在哈尔滨的,像是与街有不解缘。在巴黎伦敦最热闹的路上,晚上逛街的似乎也只如此罢了。街两旁很多休息的长椅,并没有树荫遮着;许多俄国人就这么四无依傍地坐在那儿,有些竟是为了消遣来的。闲一些的街中间还有小花园,围以短短的栅栏,里面来回散步的不少。——你从此定可以想到,一个广大的公园,在哈尔滨是决少不了的。
  这个现在叫做“特市公园”。大小仿佛北平的中山公园,但布置自然两样。里面有许多花坛,用各色的花拼成种种对称的图案;最有意思的是一处入口的两个草狮子。是蹲伏着的,满身碧油油的嫩草,比常见的狮子大些,神气自然极了。园内有小山,有曲水,有亭有桥;桥是外国式,以玲珑胜。水中可以划船,也还有些弯可转。这样便耐人寻味。又有茶座,电影场,电气马(上海大世界等处有)等。这里电影不分场,从某时至某时老是演着;当时颇以为奇,后来才知是外国办法。我们去的那天,正演《西游记》;不知别处会演些好片子否。这公园里也是晚上人多;据说俄国女人常爱成排地在园中走,排的长约等于路的阔,同时总有好两排走着,想来倒也很好看。特市公园外,警察告诉我们还有些小园子,不知性质如何。
  这里的路都用石块筑成。有人说石头路尘土少些;至于不用柏油,也许因为冬天太冷,柏油不经冻之故。总之,尘土少是真的,从北平到这儿,想着尘土要多些,那知适得其反;在这儿街上走,从好些方面看,确是比北平舒服多了。因为路好,汽车也好。不止坐着平稳而已,又多!又贱!又快!满街是的,一扬手就来,和北平洋车一样。这儿洋车少而贵;几毛钱便可坐汽车,人多些便和洋车价相等。开车的俄国人居多,开得“棒”极了;拐弯,倒车,简直行所无事,还让你一点不担心。巴黎伦敦自然有高妙的车手,但车马填咽,显不出本领;街上的Taxi有时几乎像驴子似的。在这一点上,哈尔滨要强些。胡适之先生提倡“汽车文明”,这里我是第一次接触汽车文明了。上海汽车也许比这儿多,但太贵族了,没有多少意思。此地的马车也不少,也贱,和五年前南京的马车差不多,或者还要贱些。
  这里还有一样便宜的东西,便是俄国菜。我们第一天在一天津馆吃面,以为便宜些;那知第二天吃俄国午餐,竟比天津馆好而便宜得多。去年暑假在上海,有人请吃“俄国大菜”,似乎那时很流行,大约也因为价廉物美吧。俄国菜分量多,便于点菜分食;比吃别国菜自由些;且油重,合于我们的口味。我们在街上见俄国女人的胫痴肥的多,后来在西伯利亚各站所见也如此;我们常说,这怕是菜里的油太重了吧。
  最后我要说松花江,道里道外都在江南,那边叫江北。江中有一太阳岛,夏天人很多,往往有带了一家人去整日在上面的。岛上最好的玩意自然是游泳,其次许就算划船。我不大喜欢这地方,因为毫不整洁,走着不舒服。我们去的已不是时候,想下水洗浴,因未带衣服而罢。岛上有一个临时照相人。我和一位徐君同去,我们坐在小船上让他照一个相。岸边穿着游泳衣的俄国妇人孩子共四五人,跳跳跑跑地硬挤到我们船边,有的浸在水里,有的爬在船上,一同照在那张相里。这种天真烂漫,倒也有些教人感着温暖的。走方照相人,哈尔滨甚多,中国别的大都市里,似未见过;也是外国玩意儿。照得不会好,当时可取,足为纪念而已。从太阳岛划了小船上道外去。我是刚起手划船,在北平三海来过几回;最痛快是这回了。船夫管着方向,他的两桨老是伺候着我的。桨是洋式,长而匀称,支在小铁叉上,又稳,又灵活;桨片是薄薄的,弯弯的。江上又没有什么萍藻,显得宽畅之至。这样不吃力而得讨好,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第二天我们一伙儿便离开哈尔滨了。
  此信八月三十一在西伯利亚车中动手写,直耽搁到今日才写毕。在时间上,不在篇幅上,要算得是一通太长的信了,一切请原谅罢!
  弟自清,1931年10月8日,伦敦。


  圣陶兄:
  这一回说给你我们过西伯利亚的情形。
  平常想到西伯利亚,眼前便仿佛一片莽莽的平原,黯淡的斜阳照着,或者凛冽的北风吹着,或者连天的冰雪盖着。相信这个印象一半从《勅勒歌》来,一半从翻译的小说来;我们火车中所见,却并不如此惊心动魄的——大概是夏天的缘故罢。荒凉诚然不错,但沿路没有童山,千里的青绿,倒将西伯利亚化作平常的郊野了。只到处点缀着木屋,是向所未见。我们在西伯利亚七日,有五天都下雨;在那牛毛细雨中,这些微微发亮的木屋是有一种特别的调子的。
  头两天是晴天,第一天的落日真好看;只有那时候我们承认西伯利亚的伟大。平原渐渐苍茫起来,它的边际不像白天分明,似乎伸展到无穷尽的样子。只有西方一大片深深浅浅的金光,像是一个海。我们指点着,这些是岛屿;那些是船只,还在微风中动摇着呢。金光炫烂极了,这地上是没有的。勉强打个比喻,也许像熊熊的火焰吧,但火焰究竟太平凡了。那深深浅浅的调子,倒有些像名油画家的画板,浓一块淡一块的;虽不经意,而每一点一堆都可见他的精神,他的姿态。那时我们说起“霞”这个名字,觉得声调很响亮,恰是充满了光明似的。又说到“晚霞”;“晚”的声调带一些冥没的意味,便令人有“已近黄昏”之感。L君说英文中无与“霞”相当的字,只能叫做“落日”;若真如此,我们未免要为英国人怅惘了。
  第二天傍晚过贝加尔湖;这是一个大大有名的湖,我所渴想一看的。记得郭沫若君的诗里说过苏武在贝加尔湖畔牧羊,真是美丽而悲凉的想象。在黯淡的暮色中过这个寂寞的湖,我不禁也怀古起来了。晚餐前我们忽见窗外很远的一片水;大家猜,别是贝加尔湖吧?晚餐完时,车已沿着湖边走了。向北望去,只见渺渺一白,想不出那边还有地方。这湖单调极了。似乎每一点都同样的平静,没有一个帆影,也没有一个鸟影。夜来了,这该是死之国吧?但我还是坐在窗前呆看。东边从何处起,我们没留意;现在也像西边一样,是无穷的白水。车行两点多钟,贝加尔湖依然在窗外;天是黑透了,我走进屋内,到底不知什么时候完的。
  在欧亚两洲交界处,有一段路颇有些中国意境,绵延不断的青山与悠然流着的河水,在几里路中只随意曲了几曲。山高而峻,不见多少峰峦,如削成的一座大围屏。车在山下沿着河走;河岸也是高峻,水像突然掉下去似的。从山顶到河面,是整整齐齐的两叠;除曲了那几曲外,这几里路中都是整齐的。整齐虽已是西方的好处,但那高深却还近乎中国的山水诗或山水画。河中见一狭狭的小舟,一个人坐着缓缓地划桨,那船和人都是灰暗的颜色;这才真是中国画了。
  车中一间屋睡四个人,而我们只有三个。上车时想着能老占着一间屋就好。但晚上便来了一个女人,像是做工的或种地的。她坦然睡了上铺;这在国内是不会有的——我们不但是三个男人,并且是三个外国人!第二天她下车了,来的是三等车中唯一的绅士;他大概因为晚上我们出入拉门,扰他清梦,下一天搬到别屋里去。以后来的是兵,兵,兵!我们都说与兵有缘分呢。最后来了经济学博士,他的名字,我还记得,是约瑟,是玩纸牌时要按名记分,他告诉我们的。从前来者都只说俄国话,我们偶然也能答应一两个字;是从万国卧车公司的指南上学来,如“不”“三个”“多少”之类。“不”字用得最多,伴着的是一摇头。这自然干脆不过,但往往从此打断了谈话;到这地步,那一位大概不是站在门外窗口去看风景,便是闭上眼睡觉。这位约瑟君却不同,他除俄国话外,自己说还懂得法文;LH两位都懂法文,我们立刻觉得屋里更有意思起来了。
  但约瑟君的法文却实在不够用,他只能说些单字。LH两位应付得很费力,可是他爱说话极了,老是支支节节地谈下去。他告诉我们,俄国报说汉口党人烧了美孚煤油公司;又问起好几个中国人的名字。难为他记得住这些名字!有一个下午,他拿了纸笔,画了地图,和我们议论天下大事。他说俄国从美国买机器,而卖粮食给它;中国从美国买粮食和日用品,白让它赚了钱去。他在地图上点了几点,写着,“血!”“血!”说中国只能将血滴给美国,没有别的。他似乎以为中国全然美国化了,这样东西也问“亚美利加?”那样也问“亚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问“亚美利加?”我们赶紧说“中国”,“中国”,才收下了。
  他又问我们什么党。我们三个都不在党;他奇怪极了,指着胸道,“我——博士——共产党!”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经济学博士——道,“他——博士——共产党!”他喜欢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饭车去喝。也邀过我们两三次,总说,“同志——啤酒,”一面指着饭车那方面。我们都谢了。最后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点着道,“我——布尔乔——你们——普罗利特利亚特!”他又常指着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罗斯;”指着我们的道,“亚美利加!”(两三天后在另一车上和一个十八岁的俄国工人谈话,一位高丽人给翻译。这是个天真烂漫的工人,他的衣服比我们粗糙多了,可是比我们贵多了。他露出羡慕的颜色,但我想起约瑟君的话,倒有些羡慕他们。)他是个和蔼的人,很帮我们的忙。快到莫斯科时,他一面剥着松子(沿路见俄国人吃松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来嗑着,似乎比嗑瓜子有意思),一面告诉我们他有妻有子,现在家里等着他呢。又指着远处,说他夏天和他们住在城外,天凉了才搬进城去。下车后他还特地到窗前来和我们扬手作别。他是黑头发,紫脸膛,绕腮胡根子;他说他现在是一个经济杂志编辑人。
  本该下午两点到莫斯科;误了五点钟,到时天已全黑了。去波兰的车就要开;满心想看看莫斯科,却只见一片黑夜,我只得带着最大的失望上车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兰换车上巴黎去。晚上到饭车吃饭,侍者穿着小礼服,鞠着躬和客人说话,客人也大都换上整齐的衣服端端正正坐着,与俄国饭车空气大不相同。我渐渐有些拘束起来了。
  弟自清,1931年11月15日,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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