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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①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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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读如散——文学与纯文学相对,较普通所谓散文,意义广些——骈文也包括在内。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朱自清
  1928年7月31日,北平清华园。
  (原载1928年11月25日《文学周报》第3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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