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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汉文学,平常说起来就是中国文学,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里中国文学未免意思太广阔,所以改用这个名称。中国文学应该包含中国人所有各样文学活动,而汉文学则限于用汉文所写的,这是我所想定的区别,虽然外国人的著作不算在内。中国人固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要讨论这问题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这里不过就想到的一两点略为陈述,聊贡其一得之愚耳。
  这里第一点是思想。平常听人议论东方文化如何,中国国民性如何,总觉得可笑,说得好不过我田引水,否则是皂隶传话,尤不堪闻。若是拿专司破坏的飞机潜艇与大乘佛教相比,当然显得大不相同,但是查究科学文明的根源到了希腊,他自有其高深的文教,并不亚于中国,即在西洋也尚存有基督教,实在是东方的出品,所以东西的辩论只可作为政治宗教之争的资料,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无须去理会他,至于国民往本来似乎有这东西,可是也极不容易把握得住。说得细微一点,衣食住方法不同于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别,如吃饭与吃面包,即有用筷子与用刀叉之异,同时也可以说是用毛笔与铁笔不同的原因,这在文化上自然就很有些特异的表现。但如说得远大一点,人性总是一样的,无论怎么特殊,难道真有好死恶生的民族么?抓住一种国民,说他有好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意是好或是坏,结果只是领了题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调罢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说汉文学的传统中的思想,恐怕会被误会也是那赋得式的理论,所以岔开去讲了些闲话,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后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成为儒家衰微的缘因。但是我想原来当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叫《离娄》下有一节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草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已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末了的譬喻有点不合事理,但上面禹稷颜回并列,却很可见儒家的本色。我想他们最高的理想该是禹稷,但是儒家到底是懦弱的,这理想不知何时让给了墨者,另外排上了一个颜子,成为闭户亦可的态度,以平世乱世同室乡邻为解释,其实颜回虽居陋巷,也要问为邦等事,并不是怎么消极的。再说就是消极,只是觉得不能利人罢了,也不会如后世“酷儒莠书”那么至于损人吧。焦里堂著《易余龠录》卷十二有一则云: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浅近,却亦以是就极深远,是我所谓常识,故亦即真理也。
  刘继庄著《广阳杂记》卷二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爱以图治,不亦难乎。”案《淮南子泰族训》中云: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古人亦已言之,刘君却是说得更有意思。由是可知先贤制礼定法全是为人,不但推己及人,还体贴人家的意思,故能通达人情物理,恕而且忠,此其所以为一贯之道欤。章太炎先生著《菿汉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贯为道为学,贯之者何,只忠恕耳。诸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恕则已尽矣。人食五谷,麋鹿食荐,即且甘带,鸱饕嗜鼠,所好未必同也,虽同在人伦,所好高下亦有种种殊异,徒知絜矩,谓以人之所好与之,不知适以所恶与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职耶。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齐物即忠恕两举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厌弃己身,而以头目脑髓与人,是以已所不欲施人也,诚如是者,鲁养爱居,必以太牢九韶那。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财及无畏施人,忠之事也。”用现在的话来说,恕是用主观,忠是用客观的,忠恕两举则人已皆尽,诚可称之曰圣,为儒家之理想矣。
  此种精神正是世界共遁文化的基本分子,中国人分得一点,不能就独占了,以为了不得,但总之是差强人意的事,应该知道珍重的罢。我常自称是儒家,为朋友们所笑,实在我是佩服这种思想,平常而实在,看来毫不新奇,却有很大好处,正好比空气与水,我觉得这比较昔人所说布帛菽粟还要近似。中国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与世界共通文化血脉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坚强的根据,对于这事我倒是还有点乐观的,儒家思想既为我们所自有,有如树根深存于地下,即使暂时衰萎,也还可以生长起来,只要没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压,或是助长。你说起儒家,中国是不会有什么迫压出现的,但是助长则难免,而其害处尤为重大,不可不知。我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国是不会得绝的,因为孔于生于中国,中国人都与他同系统,容易发生同样的倾向,程度自然有深浅之不同,总之无疑是一路的。所以有些老辈的忧虑实是相优,我只怕的是儒教徒的起哄,前面说过的师爷化的酷儒与禅和于化的玄儒都起来,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做其新运动,就是助长之一,结果是无益有损,至少苗则槁矣了。对于别国文化的研究也是同样,只要是自发的,无论怎么慢慢的,总是在前进,假如有了别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了一种流行,实际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复到原来状态,估计最少须得五十年工夫。说到这里,我觉得上边好些不得要领的话现在可以结束起来了。汉文学里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种儒家的人文主义(Humanism),在民间也未必没有,不过现在只就汉文的直接范围内说而已。这自然是很好的东西,希望他在现代也仍强健,成为文艺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时却并无一毫提倡的意思,因为我深知凡有助长于一切事物都是有害的。
  为人生的文学如被误解了,便会变为流氓的口气或是慈善老太大的态度,二者同样不成东西,可以为鉴。俞理初著《癸已存稿》卷国有文题曰《女》中引《庄于天道篇》数语,读了很觉得喜欢,因查原书具抄于此云: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晋所以用心已。”此与禹稷的意思正是一样,文人虽然比不得古圣先王,空言也是无补,但能如此用心,庶几无愧多少年读书作文耳。
  还有第二点应当说,这便是文章。但是上边讲了些废话,弄得头重脚轻,这里只好不管,简单的说几句了事。汉文学是用汉字所写的,那么我们对于汉字不可不予以注意。
  中国话虽然说是单音,假如一直从头用了别的字母写了,自然也不成问题,现在既是写了汉字。我想恐怕设法更换,还是要利用下去。《尚书》实在太是古奥了,不知怎的觉得与后世文体很有距离,暂且搁在一“边不表,再看《诗》与《易》,《左传》与《孟子》,便可见有两路写法,就是现在所谓选学与桐城这两派的先祖,我们各人尽可以有赞成不赞成,总之这都不是偶然的,用时式话说即是他自有其必然性也。从前我在《论八股文》的一篇小文里曾说。“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
  他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这里除重对偶的骈体,讲腔调的古文外,还有许多雅俗不同的玩艺儿,例如对联,诗钟、灯谜。是雅的一面,急口令,笑话,以至拆字,要归到俗的一面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样的建立在汉字上,那是很明显的。我们自己可以不做或不会做诗钟之类,可是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和势力,这会向不同的方面出来,用了不同的形式。近几年来大家改了写白话文,仿佛是变换了一个局面,其实还是用的汉字,仍旧变不到哪里去。而且变的一点里因革又不一定合宜。很值得一番注意。白话文运动可以说是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起来的,讲到结果则妖孽是走掉了,而谬种却依然流传着,不必多所拉扯,只看洋八股这名称,即是确证。盖白话文是散文中之最散体的,难以容得骈偶的辞或句,但腔调还是用得着,因了题目与著者的不同,可以把桐城派或八大家,《古文观止》或《东莱博议》应用上去,结果并没有比从前能够改好得多少。据我看来,这因革实在有点儿弄颠倒了。我以为我们现在写文章重要的还是努力减少那腔调病,与制艺策论愈远愈好,至于骄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不过这里的难问题是在于怎样应用,我自己还不能说出办法来,不知道敏感的新诗人关于此点有否注意过,可惜一时无从查间。但是我总自以为这意见是对的,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活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我又恐怕这种意思近于阿芙蓉,虽然有治病的效力,乱吸了便中毒上瘾,不是玩耍的事。上边所说思想一层也并不是没有同样的危险。我近来常感到,天下最平常实在的事往往近于新奇,同时也容易有危险气味,芥川氏有言,危险思想者,欲将常识施诸实行之思想是也,岂不信哉,廿九年三月廿七日。
   (1940年3月作,选自《药堂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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