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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杂信(选录)




  一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①。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它不能干燥,反使它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①1920年底,周作人突患肋膜炎,因病势恶化,1921年3月底至5月底曾住院两月,并于是年6月2日去香山碧云寺养病,住般若堂。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磐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这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那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
  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倭,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约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
  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一九二一年六月五日
  二
  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住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屋,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
  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三四天前大殿里的小菩萨,失少了两尊,方丈说是看守大殿的和尚偷卖给游客了,于是又将他捆起来,打了一顿,但是这回不曾送官,因为次日我又听见他在后堂敲那大木鱼了。(前因被抓去的和尚已经出来,搬到别的寺里去了。)当时我正翻阅《诸经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师在述意缘内说道“……岂容微有触恼,大生嗔恨,乃至角眼相看,恶声厉色,遂加杖木,结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丛林的规矩,方丈本来可以用什么板子打人,但我总觉得有点矛盾。而且如果真照规矩办起来,恐怕应该挨打的却还不是这个所谓偷卖小菩萨的和尚呢。
  山中苍蝇之多,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每到下午,在窗外群飞,嗡嗡作声,仿佛是蜜蜂的排衙。我虽然将风门上糊了冷布,紧紧矢闭,但是每一出入,总有几个混进屋里来。各处桌上摊着苍蝇纸,另外又用了棕丝制的蝇拍追着打,还是不能绝火。英国诗人勃来克有《苍蝇》一诗,将蝇来与无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平常都很是爱念,但在实际上却不能这样的宽大了。一茶又有一句俳句,序云,
  捉到一个虱子,将他掐死固然可怜,要把他舍在门外,让他绝食,也觉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子母的东西(原注),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四分律》云,“时有老比丘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听以器盛若绵拾着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若虱出筒,应作盖塞。
  随其寒暑,加以腻食将养之。”一茶是诚信的佛教徒,所以也如此做,不过用石榴喂它却更妙了。这种殊胜的思想,我也很以为美,但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它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
  对于时事的感想,非常纷乱,真是无从说起,倒还不如不说也罢。
   六月二十三日  [原注]日本传说,
  佛降伏鬼子母神,给与石榴实食之,以代人肉,因石榴实味欧甜似人肉云,据《鬼子母经》说,她后来变了生育之神,这石榴大约只是多子的象征罢了。
   四
  近日因为神经不好,夜间睡眠不足,精神很是颓唐,所以好久没有写信,也不曾做诗了。诗思固然不来,日前到大殿后看了御碑亭,更使我诗兴大减。碑亭之北有两块石碑,四面都刻着乾隆御制的律诗和绝句。这些诗虽然很讲究的刻在石上,壁上还有宪兵某君的题词,赞叹他说“天命乃有移,英风殊难泯!”但我看了不知怎的联想到那塾师给冷于冰看的草稿,将我的创作热减退到近于零度。我以前病中忽发野心,想做两篇小说,一篇叫《平凡的人》,一篇叫《初恋》,幸而到了现在还不曾动手,不然,岂不将使《馍馍赋》不但无独而且有偶么?
  我前回答应告诉你游客的故事,但是现在也未能践约,因为他们都从正门出入,很少到般若堂里来的。我看见从我窗外走过的游客,一总不过十多人。他们却有一种公共的特色,似乎都对于植物的年龄颇有趣味。他们大抵问和尚或别人道,“这藤萝有多少年了?”答说,“这说不上来。”便又问,“这柏树呢?”至于答案,自然仍旧是“说不上来”了。或者不问柏树的,也要问槐树,其余核桃石榴等小树,就少有人注意了。
  我常觉得奇异,他们既然如此热心,寺里的人何妨就替各棵老树胡乱定出一个年岁,叫和尚们照样对答,或者写在大木板上,挂在树下,岂不一举两得么?
  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鸟笼的,我看了最不喜欢。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作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对于提鸟笼的人的反感,也是出于同一的源流。如要吃肉,使吃罢了,(其实飞鸟的肉,于养生上也许非必要。)如要赏鉴,在他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贤首于《梵网戒疏》盗戒下注云,“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头,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心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然而又岂是那些提鸟笼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
  《梵网经》里还有几句话,我觉得也都很好。如云“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又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再相信六道轮回之说,然而对于这普亲观平等观的思恩,仍然觉得他是真而且夷。英国勃来克的诗:
  被猎的兔每一声叫,
  撕掉脑里的一枝神经;
  云雀被伤在翅膀上,
  一个天使止住了歌唱。
  这也是表示同一的思想。我们为向己养生计,或者不得不杀生,但是大慈悲性种子也不可不保存,所以无用的杀生与快意的杀生,都应该避免的。譬如吃醉虾,这也罢了;但是有人并不贪他的鲜味,只为能够将半活的虾夹住,直往嘴里送,心里想道“我吃你!”觉得很快活。这是在那里尝得胜快心的滋味,并非真是吃食了。《晨报》杂感栏里曾登过松年先生的一篇《爱》,我很以他所说的为然。但是爱物也与仁人很有关系,倘若断了大慈悲性种子,如那样吃醉虾的人,于爱人的事也恐怕不大能够圆满的了。
  七月十四日
  六
  好久不写信了。这个原因,一半因为你的出京,一半因为我的无话可说。我的思想实在混乱极了,对于许多问题都要思索,却又一样的没有归结,因此觉得要说的话虽多,但不知怎样说才好。现在决心放任,并不硬去统一,姑且看书消遣,这倒也还罢了。
  上月里我到香山去了两趟,都是坐了四人轿去的。我们在家乡的时候,知道四人轿是只有知县坐的,现在自己却坐了两回,也是“出于意表之外”的。我一个人叫他们四位扛着,似乎很有点抱歉,而且每人只能分到两角多钱,在他们实在也不经济,不知道为什么不减作两人呢?那轿杠是杉木的,走起来非常颠播。大约坐这轿的总非有候补道的那样身材,是不大合宜的。我所去的地方是甘露旅馆,因为有两个朋友耽阁在那里,其余各处都不曾去。什么的一处名胜,听说是督办夫人住着,不能去了。我说这是什么督办。参战和边防的督办不是都取消了么,答说是水灾督办。我记得四五年前天津一带确曾有过一回水灾,现在当然已经干了,而且连旱灾都已闹过了(虽然不在天津)。朋友说,中国的水灾是不会了的,黄河不是决口了么。这话的确不错,水灾督办诚然有存在的必要,而且照中国的情形看来,恐怕还非加入官制里去不可呢。
  我在甘露旅馆买了一本《万松野人言善录》,这本书出了已经好几年,在我却是初次看见。我老实说,对于英先生的议论未能完全赞同,但因此引起我陈年的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有两大条件,要紧紧的守住:其一是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念去同化,以致变成一个西装的玉皇大帝,其二是切不可造成教阀,去妨害自由思想的发达。这第一第二的覆辙,在西洋历史上实例已经很多,所以非竭力免去不可。--但是,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智慧之光的照耀,肯受这新宗教的灌顶么?不为传统所囚的大公无私的新宗教家,国内有几人呢?仔细想来,我的理想或者也只是空想!将来主宰国民的心的,仍旧还是那一班的鬼神妖怪罢!
  我的行踪既然已经推广到了寺外,寺内各处也都已走到,只剩那可以听松涛的有名的塔上不曾去。但是我平常散步,总只在御诗碑的左近或是弥勒佛前面的路上。这一段泥路来口可一百步,一面走着,一面听着阶下龙嘴里的潺湲的水声,(这就是御制诗里的“清波绕砌湲”,)倒也很有兴趣。不过这清波有时要不“湲”,其时很是令人扫兴,因为后面有人把他截住了。这是谁做主的,我都不知道,大约总是有什么金鱼池的阔人们罢。他们要放水到池里去,便是汲水的人也只好等着,或是劳驾往水泉去,何况想听水声的呢!靠着这清波的一个朱门里,大约也是阔人,因为我看见他们搬来的前两天,有许多穷朋友头上顶了许多大安乐椅小安乐椅进去。以前一个绘画的西洋人住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门禁,东北角的墙也坍了,我常常去到那里望对面的山景和在溪滩积水中洗衣的女人们。现在可是截然的不同了,倒墙从新筑起,将真山关出门外,却在里面叫人堆上许多石头,(抬这些石头的人们,足足有三天,在我的窗前络绎的走过。)叫做假山,一面又在弥勒佛左手的路上筑起一堵泥墙,于是我真山固然望不见,便是假山也轮不到看。那些阔人们似乎以为四周非有墙包围着是不能住人的。我远望香山上迤逦的围墙,又想起秦始皇的万里长城,觉得我所推测的话并不是全无根据的。
  还有别的见闻,我曾做了两篇《西山小品》,其一曰《一个乡民的死》,其二曰《卖汽水的人》,将他记在里面。但是那两篇是给日本的朋友们所办的一个杂志作的,现在虽有原稿留下,须等我自己把它译出方可发表。
  九月三日,在西山
   (1921年6月至9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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