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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范爱农①




  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
  从前有一张太平天国的收条,记得亦是收藏在这里的,后来送了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不知今尚存否。现在我所存的还有不少资料,如祖父少时所作艳诗手稿,父亲替人代作祭文草稿,在我都觉可珍重的,实在也是先人唯一的手迹了,除了书籍上尚有一二题字以外。但是这于别人有甚么关系呢,可以不必絮说。护书中又有鲁迅的《哀范君三章》手稿,我的抄本附自作诗一首,又范爱农来信一封。(为行文便利起见,将诗写在前头,其实当然是信先来的。又鲁迅这里本该称豫才,却也因行文便利计而改称了。)
  这几叶废纸对于大家或者不无一点兴趣,假如读过鲁迅的《朝华夕拾》的人不曾忘记,末了有一篇叫作《范爱农》的文章。   ①范爱农(1883一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
  鲁迅的文章里说在北京听到爱农溺死的消息以后,“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将要忘记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日本改造社译本此处有注云:
  “此云中间忘掉两句,今《集外集》中有《哭范爱农》一首。其中间有两句乃云,出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原稿却又不同,今将全文抄录于下,以便比较。
  《哀范君三章》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遽尔失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
  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酪叮,微醉自沉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题目下原署真名姓,涂改为黄棘二字,稿后附书四行,其文云: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人,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这是信的附片,正张已没有了,不能知道是哪一月,但是在我那抄本上却有点线索可寻。抄本只有诗三章,无附言,因为我这是抄了去送给报馆的,末了却附了我自己的一首诗。
  《哀爱农先生》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这诗不足道,特别是敢做五古,实在觉得差得很,不过那是以前的事,也没法子追悔,而且到底和范君有点相干,所以录了下来。但是还有重要的一点,较有用处的乃是题目下有小注“壬子八月”四个字,由此可以推知上边的二十三日当是七月,爱农的死也即在这七月里吧。据《朝华夕拾》里说,范君尸体在菱荡中找到,也证明是在秋天,虽然实在是蹲踞而并非如书上所说的直立着。我仿佛记得他们是看月去的,同去的大半是民兴报馆中人,族叔仲翔君确是去的,惜已久归道山,现在留在北方的只有宋紫佩君一人,想他还记得清楚,得便当一问之也。所谓在一种日报上登过,即是这《民兴报》,又四首乃三首之误,大抵作者写此文时在广州,只凭记忆,故有参差,旧日记中当有记录可据,但或者待语不具录亦未可知,那么这一张底稿也就很有留存的价值了。
  爱农的信是三月二十七号从杭州千胜桥沈寓所寄,有杭省全盛源记信局的印记,上批“局资例”,杭绍间信资照例是十二文,因为那时是民国元年,民间信局还是存在。
  原信系小八行书两张,其文如下。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句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然允他,拟阳月抄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
  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甘七号。《越锋》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这一封信里有几点是很可注意的。绝望的口气,是其一。挖苦的批评,是其二。信里与故事里人物也有接触之处,如傅励臣即孔教会会长之傅力臣,朱幼溪即接收学校之科员,《越铎》即骂都督的日报,不过所指变化却并不是报馆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民兴》即因此而产生。鲁迅诗云,桃偶尽登场,又云,白眼看鸡虫,此盖为范爱农悲剧之本根,他是实别被挤得穷极而死也。鲁迅诗后附言中于此略有所说及,但本系游戏的厦辞,释明不易,故且从略,即如天下仰望已久一语,便是一种典故,原出于某科员之口头,想镜水稽山间曾亲闻此语者尚不乏其人欤。信中又提及不佞,则因尔时承浙江教育司令为视学,唯因家事未即赴任,所以范君杭州见访时亦未得相见也。
  《朝华夕拾》里说爱农戴着毡帽,这是绍兴农夫常用的帽子,用毡制成球状,折作两层如碗,卷边向上,即可戴矣。王府井大街的帽店中今亦有售者,两边不卷,状如黑羊皮冠,价须一圆余,非农夫所戴得起,但其质地与颜色则同,染色不良,戴新帽少顷前额即现乌青,两者亦无所异也。改造社译本乃旁注毡字曰皮罗独,案查大(左木右规)
  文彦著《言海》,此字系西班牙语威路达之音读,汉语天鹅绒,审如所云则爱农与绍兴农夫所戴者常是天鹅绒帽,此事颇有问题,爱农或尚无不可,农夫如闰土之流实万万无此雅趣耳。改造社译本中关于陈子英有注云,“姓陈名濬,徐锡麟之弟子,当时留学东京。”此亦不甚精确。子英与伯苏只是在东湖密谋革命时的同谋者,同赴日本,及伯苏在安庆发难,子英已回乡,因此乃再逃往东京,其时当在争电报之后。又关于王金发有注云,“真姓名为汤寿潜。”则尤大误。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自称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则唯知有王金发而已。二次革命失败后,朱瑞为浙江将军承袁世凯旨诱金发至省城杀之,人民虽喜得除得一害,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亦弗善也。汤寿潜为何许人,大抵在杭沪的人总当知道一点,奈何与王金发相溷。改造社译本注多有误,如乎地木见于《花镜》,即日本所谓薮柑子,注以为出于内蒙古某围场,又如揍字虽是北方方言,却已见于《七侠五义》等书,普通也只是打的意思耳,而注以为系猬亵语,岂误为草字音乎。因讲范爱农而牵连到译本的注,今又牵连到别篇上去,未免有缠夹之嫌,逐即住笔。计七年二月十三日。
  (1938年2月作,选自《药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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