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阅读

日本的衣食住




  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只在东京住了六年,所以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有时想到或是谈及,觉得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这里边恐怕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其一是个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罢。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
  听说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冈千侧著《观光纪游》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
  “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把玩不置曰,此犹晋时笔法,宋元以下无此真致。”
  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盂衣冠不相同也。
  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国古俗,中国人好自大者反汕笑之,可谓不察之甚。《观光纪游》卷二《苏杭游记》上,记明治甲申(一八八四)六月二十六日事云:
  “晚与杨君赴陈松泉之邀,会者为陆云孙,汪少符,文小坡。杨君每谈日东一事,满坐哄然,余不解华语,痴坐其旁。因以为我俗席地而坐,食无案桌,寝无卧床,服无衣裳之别,妇女涅齿,带广,蔽腰围等,皆为外人所讶者,而中人辫发垂地,嗜毒烟甚食色,妇女约足,人家不设厕,街巷不容车马,皆不免陋者,未可以内笑外,以彼非此。”
  冈氏言虽未免有悻悻之气,实际上却是说得很对的。以我浅陋所知,中国人纪述日本风俗最有理解的要算黄公度,《日本杂事诗》二卷成于光绪五年己卯,已是五十六年前了,诗也只是寻常,注很详细,更难得的是意见明达。卷下夫子房屋的注云:
  “室皆离地尺许,以木为板,藉以莞席,入室则脱屦户外,袜而登席。无门户窗隔,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阖,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室中必有阁以度物,有床第以列器皿陈书画。(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纸屏,架为小阁,以半悬挂玩器,则缘古人床第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昼常掩门而夜不局钥。寝处无定所,展屏风,张帐幕,则就寝矣。每日必洒扫拂拭,洁无纤尘。”又一则云:
  “坐起皆席地,两膝据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若跌坐,若蹲踞,若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敬客之礼有敷数重席者。有君命则设几,使者宣诏毕,亦就地坐矣。皆古礼也。因考《汉书》贾谊传,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三国志》管宁传,坐不箕股,当膝处皆穿。《后汉书》,向栩坐板,坐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朱子又云,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今观之东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日本国志》成于八年后丁亥,所记稍详略有不同,今不重引。)
  这种日本式的房屋我觉得很喜欢。这却并不由于好古,上文所说的那种坐法实在有点弄不来,我只能胡坐,即不正式的趺跏,若要像管宁那样,则无论敷了几重席也坐不到十分钟就两脚麻痹了。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杂事诗》注已说明屋内铺席,其制编稻草为台,厚可二寸许,蒙草席于上,两侧加麻布黑缘,每席长六尺宽三尺,室之大小以席计数,自两席以至百席,而最普通者则为三席,四席半,六席,八席,学生所居以四席半为多。户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纸,名曰障子,可称纸窗,其他则两面浓暗色厚纸,用以间隔,名曰唐纸,可云纸屏耳。阁原名户棚,即壁橱,分上下层,可分贮做褥及衣箱杂物。床第原名“床之间”,即壁龛而大,下宿不设此,学生租民房时可利用此地堆积书报,几乎平白地多出一席地也。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给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客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深夜从壁橱取被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往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这样房屋自然也有缺点,如《杂事诗》注所云宜夏而不宜冬,其次是容易引火,还有或者不大谨慎,因为槽上拉动的板窗木户易于偷启,而且内无扃钥,贼一人门便可各处自在游行也。
  关于衣服《杂事诗》注只讲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云:
  “宫装皆披发垂肩,民家多古装束,六八岁时丫髻双垂,尤为可人。长,耳不环,手不钏,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红珊瑚为管。出则携蝙蝠伞。带宽腿尺,围腰二三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褪负者。衣袖尺许,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国志》所谓丹朱纷身者耶。”又云:
  “女子亦不着裤,里有围裙,《礼》所谓中单,《汉书》所谓中裙,深藏不见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惟日本不着裤,闻者惊怪。今按《说文》,袴,腔衣也。
  《逸雅》,袴,两股各跨别也。袴即今制,三代前固无。张营《疑耀》曰,袴即裤,古人皆无裆,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宫宫人。考《汉书》上官后传,宫人使令皆为穷袴。服虔曰,穷袴前后有裆,不得交通。是为有裆之袴所缘起。惟《史记》叙屠岸贾有置其袴中语,《战国策》亦称韩昭侯有敝袴,则似春秋战国既有之,然或者尚无裆那。”这个问题其实本很简单。日本上古有袴,与中国西洋相同,后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简管袴而转为灯笼袴,终乃袴脚益大,袴裆渐低,今礼服之“袴”已几乎是裙了。平常着袴,故里衣中不复有袴类的东西,男子但用犊鼻袴裈,女子用围裙,就已行了,迫后民间平时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复着,但用作乙种礼服,学生如上学或访老师则和服之上必须着袴也,现今所谓和服实即古时之所谓“小袖”,袖本小而底圆,今则甚深广,有如口袋,可以容手中笺纸等,与中国和尚所穿的相似,西人称之曰Kimono,原语云“着物”,实只是衣服总称耳。日本衣裳之制大抵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适也。《杂事诗》注又有一呗!关于鞋袜的云:
  “袜前分歧为二靫,一靫容拇趾,一靫容众趾。展有如兀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趾问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作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履着三十年,蒵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柘履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这个木履也是我所喜欢着的,我觉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黄君说必两趾间夹持用力乃能行,这大约是没有穿惯,或者因中国男子多裹脚,脚指互叠不能衔梁,衔亦无力,所以觉得不容易,其实是套着自然着力,用不着什么夹持的。去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履,曳杖,往帝国大学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不过我们所能穿的也只是普通的“下驮”,即所谓反凹字形状的一种,此外名称“日和下驮”底作开字形而不很高者从前学生时代也曾穿过,至于那两齿甚高的“足驮”那就不敢请教了。在民国以前,东京的道路不很好,也颇有雨天变酱缸之概,足驮是雨具中的要品,现代却可以不需,不穿皮鞋的人只要有日和下驮就可应付,而且在实际上连这也少见了。
  《杂事诗》注关于食物说的最少,其一云:
  “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又云:
  “自天武四年因浮屠教禁食兽肉,非饵病不许食。卖兽肉者隐其名曰药食,复曰山鲸。所悬望子,画牡丹者豕肉也,画丹枫落叶者鹿肉也。”讲到日本的食物,第一感到惊奇的事的确是兽肉的稀少。二十多年前我还在三田地方看见过山鲸(这是野猪的别号)
  的招牌,画牡丹枫叶的却已不见。虽然近时仿欧罗巴法,但肉食不能说很盛,不过已不如从前以兽肉为秽物禁而不食,肉店也在“江都八百八街”到处开着罢了。平常鸟兽的肉只是猪牛与鸡,羊肉简直没处买,鹅鸭也极不常见。平民的下饭的菜到现在仍旧还是蔬菜以及鱼介。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大恨,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这是大可原谅的,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的黄土萝卜,药藕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广东的鱼生,寿司(《杂事诗》作寿志)即古昔的鱼鲜,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近时社会上亦流行中国及西洋菜,试食之则并不佳,即有名大店亦如此,盖以日东手法调理西餐(日本昔时亦称中国为西方)难得恰好,唯在赤扳一家云“酋”者吃中餐极佳,其厨师乃来自北平云。日本食物之又一特色为冷,确如《杂事诗》注所言。下宿供膳尚用热饭,人家则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梅干一二而已。傍晚归来,再煮晚饭,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中国人惯食火热的东西,有海军同学昔日为京官,吃饭恨不热,取饭锅置坐右,由锅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风雨,乃始快意,此固是极端,却亦是一好例。总之对于食物中国大概喜热恶冷,所以留学生看了“便当”恐怕无不头痛的。不过我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是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训练。希望人人都有“吐斯”当晚点心,人人都有小汽车坐,固然是久远的理想,但在目前似乎刻苦的训练也是必要。日本因其工商业之发展,都会文化渐以增进,享受方面也自然提高,不过这只是表面的一部分,普通的生活还是很刻苦,此不必一定是吃冷饭,然亦不妨说是其一。中国平民生活之苦已甚矣,我所说的乃是中流的知识阶级应当学点吃苦,至少也不要太讲享受。享受并不限于吃“吐斯”之类,抽大烟娶姨太太打麻将是中流享乐思想的表现,此一种病真真不知道如何才救得过来,上文云云只是姑妄言之耳。
  六月九日《大公报》上登载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文,题曰《自信力与夸大狂》,我读了很是佩服,有关于中国的衣食住的几句话可以引用在这里。梁先生说中国文化里也有一部分是优于西洋者,解说道:
  “我觉得可说的太少,也许是从前很多,现在变少了。我想来想去只觉得中国的菜比外国的好吃,中国的长袍布鞋比外国的舒适,中国的宫室园林比外国的雅丽,此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优于西洋的东西。”梁先生的意思似乎重在消极方面,我们却不妨当作正面来看,说中国的衣食住都有些可取的地方。本来衣食住三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其习惯与便利,发生爱好的感情,转而成为优劣的辨别,所以这里边很存着主观的成分,实在这也只能如此,要想找一根绝对平直的尺度来较量盖几乎是不可能的。固然也可以有人说,“因为西洋人吃鸡蛋,所以兄弟也吃鸡蛋。”不过在该吃之外还有好吃问题,恐怕在这一点上未必能与西洋人一定合致,那么这吃鸡蛋的兄弟对于鸡蛋也只有信而未至于爱耳。因此,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很是烦难,而欲了解别种生活方式亦不是容易的事。有的事情在事实并不怎么愉快,在道理上显然看出是荒谬的,如男子拖辫,女人缠足,似乎应该不难解决了,可是也并不如此,民国成立已将四半世纪了,而辫发未绝迹于村市,士大夫中爱赏金莲步者亦不乏其人,他可知矣。谷崎润一郎近日刊行《摄阳随笔》,卷首有《阴翳礼赞》一篇,其中说漆碗盛味噌汁(以酱汁作汤,蔬类作料,如茄子萝卜海带,或用豆腐)的意义,颇多妙解,至悉归其故于有色人种,以为在爱好上与白色人种异其趣,虽未免稍多宿命观的色彩,大体却说得很有意思。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上,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殊那。我这样说似更有阴沉的宿命观,但我固深钦日本之善于别择,一面却亦仍梦想中国能干将来荡涤此诸染污,盖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变尚不至于绝难欤。
  我对于日本文化既所知极浅,今又欲谈衣食住等的难问题,其不能说得不错,盖可知也。幸而我预先声明,这全是主观的,回忆与印象的一种杂谈,不足以知日本真的事情,只足以见我个人的意见耳。大抵非自己所有者不能深知,我尚能知故乡的民间生活,因此亦能干日本生活中由其近似而得理会,其所不知者当然甚多,若所知者非其真相而只是我的解说,那也必所在多有而无可兔者也。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怀疑。但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叫“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偶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甘四年六月甘一日,在北平。
   (1935年6月作,选自《苦竹杂记》)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