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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铺里的安娜




  一九九三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修完。一九九二年秋天在旧金山完了婚,也算个“有家室之人”,本该尽本分做妻子,至于回校读书,心里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读书期间的财经预算主动压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长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 Store"——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城市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叫“Egg Store”(蛋铺),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缘起是专卖鸡蛋的小铺。因为鸡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二手货食品店时,仍沿用鸡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鸡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鸡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鸡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较赞同对“Egg 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场——Spring of 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我很快便跻身到采购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个熟面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在餐馆打工时的工友。她是陪读刑法博士的丈夫来美国的。听说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领阶层为主的近郊去了,不过她每个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阶层,到蛋铺来采买一周的食物。我认识的许多留学生都是这样,毕了业就了职,房产汽车都齐了却仍折回“蛋铺”来买这些有残疾或欠标致的瓜果。或许这宽大简朴的店堂曾以它的丰盈消除过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们对它的持续惠顾出于一种感恩心理;或许是在这里采买,好比在一座食物矿场里开掘,掘出什么都给人近似挖宝或历险的心理满足。或许仅仅因为留学生的本性——留学生是世界上最懂节俭的一种人,他们总是远远地回来。
  走到奶制品一廊时,发现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两大桶牛奶边上。“蛋铺”充满喜洋洋的各国语言,若不留心,绝不会听见这老人细弱的呻吟。她几乎是整个店铺中惟一的一个白面孔。美国人但凡有个体面收入,是捺不住性子来这里和各种肤色的移民打捞食物渣滓的。我还没走上前,就闻到一股奇特的气味从老妪身上泛起。
  我问老太太哪里不妥,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矮小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去拉她的手,她把那只手从我手里缩回,给了我另一只手,因为头一只手的手心里有几枚硬币。她像一截定了形的老藤一样,让我一点点伸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惨叫一声,又缩回原来形状。她身边搁着一个手推车,是专为老年人购物所设计的那种,只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样变了形。
  我把两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车上。从她婴儿一样尖细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这儿佝缩了一个来小时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捱过去,再把两桶牛奶搬上车。我左手推着她的车,右手环过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于将她的体重全挂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个人不比两桶牛奶重多少。我问她还需要买别的什么,她说不需要了,两桶牛奶足够她和她的家庭一周的过活了。我差点问: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时闭了嘴。在美国,是可以把悲惨当某种怪癖来理解的。而把悲惨当作怪癖来尊重,也就等于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权。
  我问老太太家住哪里,她说只有三个街口之遥。我决定把她面交给她的家人。根据我对医学广博的无知,我断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错位之类的病症。她根本已瘫痪在我的右臂上。经过付款过道时,她将手里的硬币给收银员。款数刚好,显然她预先做了计算,也预先打算好除这两桶牛奶绝对不买任何其他食物。“蛋铺”的牛奶便宜得近乎自来水。
  我一身担着老太太和牛奶,走到马路上。那股奇特的气味我现在已判断出来了——是股类似动物园的气味。老太太告诉我她叫Anna。我发现安娜的衣着是六十年代的,是件大致是黄色的灰外套,或说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黄外套。安娜极清瘦,衣服也过于单薄,因而她那几乎弯成“S”形的一根脊柱,清晰地显现在她背上。假如把她整个人抹平整,她不见得比我矮多少。我问起她的家庭。她说:“是啊,我有个大家庭等着我去喂呢。”我纳闷竟没有一个比她健康点的晚辈来承担这采购。她像读懂我心思似的,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在朝鲜战争时上前线了,都没回来。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来。”
  我说:“您一定弄错了,不是朝鲜战争,一定是越战吧?”
  她说:“我没弄错,是朝鲜战争。越战的时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我心里暗暗吃一大惊: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岁了。虽然她勉勉强强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脸容,不知何处使她看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的那一种面容,头上稀疏柔软的黄白绒毛在无风的太阳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去世已经二十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劳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三个街口我和安娜竞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她说:“就这里。”
  是一排店铺式房子,大部分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被贴着招租广告和卜卦、纹身、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鸽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固体肮脏。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残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的“家庭”。我不敢走进安娜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床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只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人末日的孤独老人做点什么。她蹲着身捱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溶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们竟比安娜要干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锋利的逼问。
  大概也为省一笔电话钱。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们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子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从未见过如此的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一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么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几天中我心里都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这样的悲惨人生。我无法将悲惨当作怪癖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至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Egg Store”的地方。那时已是五月底,“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芝加哥使贫穷得到大大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妆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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