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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子




  苏州!谁能想象第二个地名有同样清脆的声音,能唤起同样美丽的联想,除是南欧的威尼市或翡冷翠,那是远在异邦,要不然我们就得迫想到六朝时代的金陵广陵或许可以仿佛?当然不是杭州,虽则苏杭是常常联着说到的;杭州即使有几分美秀,不幸都教山水给占了去,更不幸就那一点儿也成了问题:你们不听说雷峰塔已经教什么国术大力士给打个粉碎,西湖的一汪水也教大什么会的电灯给照干了吗?不,不是杭州;说到杭州我们不由的觉得舌尖上有些儿发锈。所以只剩了一个苏州准许我们放胆的说出口,放心的拿上手。比是乐器中的笙箫,有的是袅袅的余韵。比是青青的柏子,有的是沁人心脾的留香。
  在这里,不比别的地处,人与地,是相对无愧的;是交相辉映的;寒山寺的钟声与吴侬的软语一般的令人神往;虎丘的衰草与玄妙观的香烟同样的勾人留恋。
  但是苏州——说也惭愧,我这还是第二次到,初次来时只匆匆的过了一宵,带走的只有采芝斋的几罐糖果和一些模糊的印象。就这次来也不得容易。要不是陈淑先生相请的殷勤。——聪明的陈淑先生,她知道一个诗人的软弱,她来信只淡淡的说你再不来时天平山经霜的枫叶都要凋谢了——要不是她的相请的殷勤,我说,我真不知道几时才得偷闲到此地来,虽则我这半年来因为往返沪宁间每星期得经过两次,每星期都得感到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怅。为再到苏州来我得感谢她。但陈先生的来信却不单单提到天平山的霜枫,她的下文是我这半月来的忧愁:她要我来说话——到苏州来向女同学们说话!我如何能不忧愁?当然不是愁见诸位同学,我愁的是我现在这相儿,一个人孤伶伶的站在台上说话!我们这坐惯冷板凳日常说废话的所谓教授们最厌烦的,不瞒诸位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无可奈何的职务——说话(我再不敢说讲演,那样粗蠢的字样在苏州地方是说不出口的)。
  就说谈话吧,再让一步,说随便谈话吧,我不能想象更使人窘的事情!要你说话,可不指定要你说什么,“随便说些什么都行”,那天陈先生在电话里说。你拿艳丽的朝阳给一只芙蓉或是一支百灵,它就对你说一番极美丽动听的话,即使它说过了你冒失的恭维它说你这“讲演”真不错,它也不会生气,也不会惭愧,但不幸我不是芙蓉更不是百灵。我们乡里有一句俗话说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杭州人谈话。我的家乡又不幸是在浙江,距着杭州近,离着苏州远的地处。随便说话,随你说什么,果然我依了陈先生扯上我的乡谈,恐怕要不到三分钟你们都得想念你们房间里备着的八封丹或是别的止头痛的药片了!
  但陈先生非得逼我到,逼我献丑,写了信不够,还亲自到上海来邀。我不能不答应来。“但是我去说些什么呢,苏州,又是女同学们?”那天我放下陈先生的电话心头就开始踌躇。
  不要忙,我自己安慰自己说,在上海不得空闲,到南京去有一个下午可以想一想。那天在车上倒是有福气看到镇江以西,尤其是栖霞山一带的雪叶。虽则那早上是雾茫茫的,但雪总是好东西,它盖住地面的不平和丑陋,它也拓开你心头更清凉的境界,山变了银山,树成了玉树,窗以外是彻骨的凉,彻骨的静,不见一个生物,鸟雀们不知藏躲在哪里,雪花密团团的在半空里转。栖霞那一带的大石狮子,雄踞在草亩里张着大口向着天的怪东西,在雪地里更显得白,更显得壮,更见得精神。在那边相近还有一座塔,建筑雕刻,都是第一流的美术,最使人想见六朝的风流,六朝的闲暇。在那时政治上没有统一的野心家,江以南,江以北,各自成家,汉也有,胡也有,各造各的文化。
  且不说龙门,且不说云冈,就这栖霞的一些遗迹,就这雄踞在草亩里的大石狮,已够使我们想见当时生活的从容,气魄的伟大,情绪的俊秀。
  我们在现代感到的只是局促与匆忙。我们真是忙,谁都是忙。忙到倦,忙到厌。但忙的是什么?为什么忙?我们的子孙在一千年后,如其我们的民族再活得到一千年,回看我们的时代,他们能不能了解我们的匆忙?我们有什么东西遗留给他们可以使他们骄傲,宝贵,值得他们保存,证见我们的存在,认识我们的价值,可以使他们永久停留他们爱慕的纪念——如同那一只雄踞在草亩里的大石狮?我们的诗人文人贡献了些什么伟大的诗篇与文章?我们的建筑与雕刻,且不说别的,有哪样可以留存到一百年乃至十五年而还值得一看的?我们的画家怎样描写宇宙的神奇?我们哪一个音乐家是在解释我们民族的性灵的奥妙?但这时候我眼望着的江边的雪地已经戏幕似的变形成为北方赤地几千里的灾区,黄沙天与黄土地的中间只有惨澹的风云,不见人烟的村庄以及这里那里枝条上不留一张枯叶的林木。我也望得见几千万已死的将死的未死的人民,在不可名状的苦难中为造物主的地面上留下永久的羞耻。在他们迟钝的眼光中,他们分明说他们的心脏即使还在跳动他们已经失去感觉乃至知觉的能力,求生或将死的呼号早已逼死在他们枯竭的咽喉里;他们分明说生活、生命,乃至单纯的生存已经到了绝对的绝境,前途只是沙漠似的浩瀚的虚无与寂灭,期待着他们,引诱着他们,如同春光,如同微笑,如同美。我也望见钩结在连环战祸中的区域与民生;为了谁都不明白的高深的主义或什么的相互的屠杀,我也望见那少数的妖魔,踞坐在跸卫森严的魔窟中计较下一幕的布景与情节,为表现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的孤注。我也望见这时代的烦闷毒气似的在半空里没遮拦的往下盖,被牺牲的是无量数春花似的青年。这憧憬中的种种都指点着一个归宿,一个结局——沙漠似的浩瀚的虚无与寂灭,不分疆界永不见光明的死。
  我方才不还在眷恋著文化的消沉吗?文化,文化,这呼声在这可怖的憧憬前,正如灾民苦痛的呼声,早已逼死在枯竭的咽喉里,再也透不出声音。但就这无声的叫喊已经在我的周围引起怪异的回响,像是哭,像是笑,像是鸱枭,像是鬼……
  但这声响来源是我坐位邻近一位肥胖的旅伴的雄伟的呵欠。
  在这呵欠声中消失了我重叠的幻梦似的憧憬,我又见到了窗外的雪,听到车轮的响动。下关的车站已经到了。
  我能把我这一路的感想拉杂来充当我去苏州的谈话资料吗,我在从下关进城时心里计较。秀丽的苏州,天真的女同学们,能容受这类荒伧,即使不至怪诞的思想吗?她们许因为我是教文学的想从我听一些文学掌故或文学常识。但教书是无可奈何,我最厌烦的是说奉行话。他们又许因为我曾经写过一些诗是在期望一个诗人的谈话,那就得满缀着明月和明星的光彩,透着鲜花与鲜草的馨香,要不然她们竟许期待着雪莱的云雀或是济慈的夜莺。我的倒像是鸱枭的夜啼,不是太煞尽了风景?
  这我转念,或许是我的过虑,他们等着我去谈话正如他们每月或每星期等着别人去谈话一样,无非想听几句可乐的插科与诙谐,(如其有的话,那算是好的,)一篇,长或是短,勉励或训诲的陈腐(那是你们打呵欠乃至瞌睡的机会),或是关于某项专门知识的讲解(那你们先生们示意你们应得掏出铅笔在小本子上记下的)写了几句自己谦让道歉不曾预备得好的话,在这末尾与他鞠躬下台时你们多少间酬报他一些鼓掌,就算完事一宗,但事实上他讲的话,正如讲的人,不能希望(他自己也不希望)
  在你们的脑筋里留有仅仅隔夜的印象,某人不是到你们这里来讲过的吗,隔几天许有人间。嗄,不错是有的,他讲些什么了?
  谁知道他讲什么来了,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不是你提起,我忘都忘了我听过他讲哪!
  这是一班到处应酬讲演人的下场头。他们事实上也只配得这样的下场头。穷、窘、枯、干,同学们,是现代人们的生活。
  干、枯、窘、穷,同学们,是现代人们的思想。不要把,占有名气或地位的人们看太高了,他们的苦衷只有他们上年纪的人自家得知,这年头的荒歉是一般的。
  也不知怎的我想起来说些关于女子的杂话。不是女子问题。
  我不懂得科学,没有方法来解剖“女子”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我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搬弄着一套现成的名词来清理恋爱,改良婚姻或家庭。我也没有一个道学家的权威,来督责女子们去做良妻贤母,或奖励她们去做不良的妻不贤的母。我没有任何解决或解答的能力。我自己所知道的只是我的意识的流动,就那个我也没有支配的力量。就比是隔着雨雾望远山的景物,你只能辨认一个大概。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光照亮了我意识的一角,给我一个辨认的机会,我的困难是在想用粗笨的语言来传达原来极微纤的印象,像是想用粗笨的铁针来绣描细致的图案。
  我今天所要查考的,所以,不是女子,更不是什么女子问题,而是我自己的意识的一个片段。
  我说也不知怎的我的思想转上了关于女子的一路。最显浅的原由,我想,当然是为我到一个女子学校里来说话。但此外也还有别的给我暗示的机会。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门首见着某某女士的一本新书的广告,书名是“蠹鱼生活”。这倒是新鲜,我想,这年头有甘心做书虫的女子。三百年来女子中多的是良妻贤母,多的是诗人词人,但出名的书虫不就是一位郝夫人王照圆女士吗?这是一件事,再有是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国一位名小说家做的,她说妇女们想从事著述至少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间屋子,这她随时有关上或锁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华银有六千元)的进益。她说的是外国情形,当然和我们的相差得远,但原则还不一样是相通的?
  你们或许要说外国女人当然比我们强,我们怎好跟她们比;她们的环境要比我们的好多少,她们的自由要比我们的大多少;好,外国女人,先让我们的男人比上了外国的男人再说女人吧!
  可是你们先别气馁,你们来听听外国女人的苦处。在Que- enAnne的时候,不说更早,那就是我们清朝乾隆的时候,有天才的贵族女子们(平民更不必说了)实在忍不住写下了些诗文就许往抽屉里堆着给蛀虫们享受,哪敢拿著作公开给庄严伟大的男子们看,那不让他们笑掉了牙。男人是女人的“反对党”
  (Theo pposefaction),Lady Winchilsea说。趁早,女人,谁敢卖弄谁活该遭殃,才学哪是你们的分!一个女人拿起笔就像是在做贼,谁受得了男人们的讥笑。别看英国人开通,他们中间多的是写《妇学篇》的章实斋。倒是章先生那板起道学面孔公然反对女人弄笔墨还好受些。他们的蒲伯,他们的John Gay,他们管爱文学有才情的女人叫做“蓝袜子”,说她们放着家务不管,“痒痒的就爱乱涂。”Margaret of Newcastle另一位才学的女子,也愤愤的说“女人像蝙蝠或猫头鹰似的活着,牲口似的工作,虫子似的死……”且不说男人的态度,女性自己的谦卑也是可以的。Dorothy Osburne那位清丽的书翰家一写到那位有文才的爵夫人就生气,她说,“那可怜的女人准是有点儿偏心的,她什么傻事不做到来写什么书,又况是诗,那不太可笑了,要是我就算我半个月不睡觉我也到不了那个。”奥斯朋自己可没有想到自己的书翰在千百年后还有人当作宝贵的文学作品念着,反比那“有点儿偏心胆敢写书的女人”风头出得更大,更久!
  再说近一点,一百年前英国出一位女小说家,她的地位,有一个批评家说,是离着莎士比亚不远的Jane Austen——她的环境也不见得比你们的强。实际上她更不如我们现代的女子。
  再说她也没有一间她自己可以开关的屋子,也没有每年多少固定的收入。她从不出门,也见不到什么有学问的人;她是一位在家里养老的姑娘,看到有限几本书,每天就在一间永远不得清静的公共起坐间里装作写信似的起草她的不朽的作品。“女人从没有半个钟头”,Florence Nightingale说,“女人从没有半个钟头可以说是她们自己的”。再说近一点,白龙德(Brontё)姊妹们,也何尝有什么安逸的生活。在乡间,在一个牧师家里,她们生,她们长,她们死。她们至多站在露台上望望野景,在雾茫茫的天边幻想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幻想她们无颜色无波浪的生活中所不能的经验。要不是她们卓绝的天才,蓬勃的热情与超越的想象,逼着她们不得不写,她们也无非是三个平常的乡间女子,郁死在无欢的家里,有谁想得到她们——光明的十九世纪于她们有什么相干,她们得到了些什么好处?
  说起来还是我们的情形比他们的见强哪。清朝的大文人王渔洋、袁子才、毕秋帆、陈碧城都是提倡妇女文学最大的功臣。
  要不是他们几位间接与直接的女弟子的贡献,清朝一代的妇女文学还有什么可述的?要不是他们那时对于女子做诗文做学问的铺张扬厉,我们那位文吏通义先生也不至于破口大骂自失身份到这样可笑的地步。他在《妇学》里面说:
  近有无耻文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长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
  章先生要是活到今天看见女子上学堂,甚至和男子同学,上衙门公司店铺工作和男子同事,进这个那个的党和男子同志,还不把他老人家活活的给气瘪了!
  所以你们得记得就在英国,女权最发达的一个民族,女子的解放,不论哪一方面,都还是近时的事情。女子教育算不上一百年的历史。女子的财产权是五十年来才有法律保障的。
  女子的政治权还不到十年。但这百年来女性方面的努力与成绩不能不说是惊人的。在百年以前的人类的文化可说完全是男性的成绩,女性即使有贡献是极有限的或至多是间接的,女子中当然也不少奇才异能,历史上不少出名的女子,尤其是文艺方面。希腊的沙浮至今还是个奇迹。中世纪的Hypatia,Heloise是无可比的。英国的依利萨伯,唐朝的武则天,她们的雄才大略,哪一个男子敢不低头?十八世纪法国的沙龙夫人们是多少天才和名著的保姆。在中国,我们只要记起曹大家的汉书,苏若兰的回文,徐淑、蔡文姬、左九嫔的词藻,武明曌的升仙太子碑,李若兰、鱼玄机的诗,李清照、朱淑真的词,明文氏的九骚——哪一个不是照耀百世的奇才异禀。
  这固然是,但就人类更宽更大的活动方面看,女性有什么可以自傲的?有女莎士比亚女司马迁吗?有女牛顿女倍根吗?
  有女柏拉图女但丁吗?就说到狭义的文艺,女性的成绩比到男性的还不是培蝼比到泰山吗?你怪得男性傲慢,女性气馁吗?
  在英国乃至在全欧洲,奥斯丁以前可以说女性没有一个成家的作者。从依利萨伯到法国革命查考得到的女子作品只是小诗与故事。就中国论,清朝一代相近三百年间的女作家,按新近钱单夫人的《清闺秀艺文略》看,可查考的有二千三百十二人之多,但这数目,按胡适之先生的统计,只有百分之一的作品是关于学问,例如考据历史、算学、医术,就那也说不上有什么重要的贡献,此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诗词一类的文学,而且妙的地方是这些诗集诗卷的题名,除了风花雪月一类的风雅,都是带着虚心道歉的意味,仿佛她们都不敢自信女子有公然著作成书的特权似的,都得声明这是她们正业以外的闲情,本算不上什么似的,因之不是绣余,就是爨余,不是红余,就是针余,不是脂余梭余,就是织余绮余(陈圆圆的职业特别些,她的词集叫《舞余词》),要不然就是焚余烬余未焚未烧未定一类的通套,再不然就是断肠泪稿一流的悲苦字样。(除了秋瑾的口气那是不同些)情形是如此,你怪得男性的自美,女性的气短吗?
  但这文化史上女性远不如男性的情形自有种种的解释,自然的趋势,男性当然不能借此来证明女子的能力根本不如男子,女性也不能完成推托到男性有意的压迫。谁要奇怪女性的迟缓,要问何以女权论要等到玛丽乌尔夫顿克辣夫德方有具体的陈词,只须记得人权论本身也要到相差不远的日子才出世。人的思想的能力是奇怪的,有时他连窜带跳的在短时期内发见了很多,例如希腊黄金时代与近一百五十年来的欧洲,有时睡梦迷糊的在长时期一无新鲜,例如欧洲的中世纪或中国的明代。它不动的时候就像是冬天,一切都是静定的无生气的,就像是生命再不会回来,但它一动的时候那就比是春雷的一震,转眼间就是蓬勃绚烂的春时。在欧洲从亚理斯多德直到卢梭乃至叔本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承认男女的不平等是当然的,绝对不值得并且也无从研究的;即使偶有几个天才不容自掩的女子,在中国我们叫作才女,那还是客气的,如同叫长花毛的鸭作锦鸡,在欧洲百年前叫做蓝袜子,那就不免有嘲笑的意思。但自从约翰弥勒纯正通达论妇女论的大文出世以来,在理论上所有女性不如男性或是女性不能和男性享受平等机会以及共同负责文化社会的生存与进步的种种谬见、偏见与迷信都一齐从此失去了根据,在事实上在这百年来女性自强的努力也已经显明的证明,女性只要有同等的机会不论在哪样事情上都不能比男性不如;人类的前途展开了一个伟大的新的希望,就是此后文化的发展是两性共同的企业,不再是以前似的单性的活动。在这百年来虽则在别的方面人类依然不免继续他们的谬误、愚蠢、固执、迷信,但这百余年是可纪念的因为这至少是一个女性开始光荣的世纪。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在法律与道德上,在理论方面,至少女性已经争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在事实上,女子的职业一天增多一天,我们现在不易想象一种职业男性可以胜任而女性不能的——也许除了实际的上战场去打仗,但这项职业我们都希望将来有完全淘汰的一天,我们决不希望温柔的女性在任何情形下转变成善斗杀的凶恶。文学与艺术不用说,女子是早就占有地位的,但近百年来的扩大也是够惊人的。诗人就说白郎宁夫人、罗刹蒂小姐、梅耐儿夫人三个名字已经是够辉煌的。小说更不用说,英美的出版界已有女作家超过男作家的趋势,在品质方面一如数量。I.A.George Eliot,George Sand,BrontёSisters,近时如曼殊斐儿、薇金娜吴尔夫等等都是卓成家为文学史上增加光彩的作者。演剧方面如沙拉贝娜,Duse,Ellen Terry,都是人类永久不可磨灭的记忆。论跳舞,女子的贡献更分明的超过男子,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男性的Isadora Duncan.音乐、画、雕刻,女子的出人头地的也在天天的加多,科学与哲学,向来是男性的专业,但跟着教育的发展女子的贡献也在日渐的继长增高。你们只须记起M adame Curie就可以无愧。讲到学问,现在有哪一门女子提不起来的。
  但这情形,就按最先进几国说,至多也不过一百年来的事,然而成绩已有如此的可观。再过了两千年,我想,男子多半再不敢对女子表示性的傲慢。将来的女子自会有她们的莎士比亚、倍根、亚理斯多德、卢梭,正如她们在帝王中有过依利萨伯、武则天,在诗人中有过白郎宁、罗刹蒂,在小说家中有过奥斯丁与白龙德姊妹。我们虽则不敢预言女性竟可以有完全超越男性的一天,但我们很可以放心的相信此后女性对文化的贡献比现在总可以超过无量倍数,倒男子要担心到他的权威有摇动的危险的一天。
  但这当然是说得很远的话。按目前情形,尤其是中国的,我们一方面固然感到女子在学问事业日渐进步的兴奋与快慰,但同时我们也深刻的感觉到种种阻碍的势力,还是很活动的在着。我们在东方几乎事事是落后的,尤其是女子,因为历史长,所以习惯深,习惯深所以解放更觉费力。不说别的,中国女子先就忍就了几千年身体方面绝无理性可说的束缚,所以人家的解放是从思想作起点,我们先得从身体解放起。我们的脚还是昨天放开的,我们的胸还是正在开放中。事实上固然这一代的青年已经不至感受身体方面的束缚,但不幸长时期的压迫或束缚是要影响到血液与神经的组织的本体的。即如说脚,你们现有的固然是极秀美的天足,但你们的血液与纤维中,难免还留着几十代缠足的鬼影。又如你们的胸部虽已在解放中,但我知道有的年轻姑娘们还不免感到这解放是一种可羞的不便。所以单说身体,恐怕也得至少到你们的再下去三四代才能完全实现解放,恢复自然发长的愉快与美。身体方面已然如此,别的更不用说了。再说一个女子当然还不免做妻做母,单就生产一件事说,男性就可以无忌惮的对女性说“这你总逃不了,总不能叫我来替代你吧”!事实上的确有无数本来在学问或事业上已经走上路的女子,为了做妻做母的不可避免临了只能自愿或不自愿的牺牲光荣的成就的希望。这层的阻碍说要能完全去除,当然是不可能,但按现今种种的发明与社会组织与制度逐渐趋向合理的情形看,我们很可以设想这天然阻碍的不方便性消解到最低限度的一天。有了节育的方法,比如说,你就不必有生育,除了你自愿,如此一个女子很容易在她几十年的生活中匀出几个短期间来尽她对人类的责任。还有将来家庭的组织也一定与现在的不同,趋势是在去除种种不必要精力的消耗(如同美国就有新法的合作家庭,女子管家的担负不定比男子的重,彼此一样可以进行各人的事业)。所以问题倒不在这方面。成问题的是女子心理上母性的牢不可破,那与男子的父性是相差得太远了。我来举一个例。近代最有名的跳舞家Isadora Duncan在她的自传里说她初次生产时的心理,我觉得她说得非常的真。
  在初怀孕时她觉得处处的不方便,她本是把她的艺术——舞——看得比她的生命都更重要的,她觉得这生产的牺牲是太无谓了。尤其是在生产时感到极度的痛苦时(她的是难产)她是恨极了上帝叫女人担负这惨毒的义务;她差一点死了。但等到她的孩子一下地,等到看护把一个稀小的喷香的小东西偎到她身旁去吃奶时,她的快乐,她的感激,她的兴奋,她的母爱的激发,她说,简直是不可名状。在那时间她觉得生命的神奇与意义——这无上的创造——是绝对盖倒一切的,这一相比她原来看作比生命更重要的艺术顿时显得又小又浅,几于是无所谓的了。
  在那时间把性的意识完全盖没了后天的艺术家的意识。上帝得了胜了!这,我说,才真是成问题,倒不在事实上三两个月的身体的不便。这根蒂深而力道强的母性当然是人生的神秘与美的一个重要成分,但它多少总不免阻碍女子个人事业的进展。
  所以按理论说男女的机会是实在不易说成完全平等的,天生不是一个样子你有什么办法?但我们也只能说到此因为在一个女子,母的人格,母性的实现,按理是不应得与她个人的人格、个性的实现相冲突的。除了在不合理的或迷信打底的社会组织里,一个女子做了妻母再不能兼顾别的,她尽可以同时兼顾两种以上的资格,正如一个男子的父性并不妨害他的个性。
  就说Duncan,她不能不说是一个母性特强(因为情感富强)的一个女子,但她事实上并不曾为恋爱与生育而至放弃她的艺术的追求。她一样完成了她的艺术。此外做女子的不方便当然比男子的多,但那些都是比较不重要的。
  我们国内的新女子是在一天天可辨认的长成,从数千年来有形与无形的束缚与压迫中渐次透出性灵与身体的美与力,像一支在箨里中透露着的新笋。有形的阻碍,虽则多,虽则强有力,还是比较容易克除的,无形的阻碍,心理上,意识与潜意识的阻碍,倒反需要更长时间与努力方有解脱的可能。分析的说,现社会的种种都还是不适宜于我们新女子的长成的。我再说一个例,比如演戏,你认识戏的重要,知道它的力量。你也知道你有舞台表演的天赋。那为你自己,为社会,你就得上舞台演戏去不是?这时候你就逢到了阻力。积极的或许你家庭的守旧与固执。消极的或许你觅不到相当的同志与机会。这些就算都让你过去,你现在到了另一个难关。有一个戏非你充不可,比如说,那碰巧是个坏人,那是说按人事上习惯的评判,在表现艺术上是没有这种区分的,艺术须要你做,但你开始踌躇了。
  说一个实例,新近南国社演的《沙乐美》,那不是一个贞女,也不是一个节妇。有一位俞女士,她是名门世家的一位小姐,去担任主角。她只知道她当前表现的责任。事实上她居然排除了不少的阻难而登台演那戏了。有一晚她正演到要热慕的叫着“约翰我要亲你的嘴”,她瞥见她的母亲坐在池子里前排瞪着怒眼望着她,她顿时萎了,原来有热有力的音声与诗句几于嗫嚅的勉强说过了算完事。她觉得她再也鼓不住她为艺术的一往的勇气,在她母亲怒目的一视中,艺术家的她又萎成了名门世家事事依傍着爱母的小姐——艺术失败了!习惯胜利了!
  所以我说这类无形的阻碍力量有时更比有形的大。方才说的无非是现成的一个例。在今日一个女子向前走一个步都得有极大的决心和用力,要不然你非但不上前,你难说还向后退——根性、习惯、环境的势力,种种都牵掣着你,阻拦着你。但你们各个人的成就或败于未来完全性的新女子的实现都有关系。你多用一分力,多打破一个阻碍,你就多帮助一分,多便利一分新女子的产生。简单说,新女子与旧女子的不同是一个程度,不定是种类的不同。要做一个新女子,做一个艺术家或事业家,要充分发展你的天赋,实现你的个性,你并没有必要不做你父母的好女儿,你丈夫的好妻子,或是你儿女的好母亲——这并不一定相冲突的(我说不一定因为在这发轫时期难免有各种牺牲的必要,那全在你自己判清了利弊来下决断)。
  分别是在旧观念是要求你做一个扁人,纸剪似的没有厚度没有血脉流通的活性,新观念是要你做一个真的活人,有血有气有肌肉有生命有完全性的!这有完全性要紧——的一个个人。这分别是够大的,虽则话听来不出奇。旧观念叫你准备做妻做母,新观念并不不叫你准备做妻做母,但在此外先要你准备做人,做你自己。从这个观点出发,别的事情当然都换了透视。我看古代留传下来的女作家有一个有趣味的现象。她们多半会写诗,就是说拿她们的心思写成可诵的文句。按传说说,至少一个女子的文才多半是有一种防身作用,比如现在上海有钱人穿的铁马甲。从《周南》的蔡人妻作的“茀菅三章”,《召南》申人女“行露三章”《卫》共姜“柏舟诗”,《陈风》“墓门”,陶婴“黄鹄歌”,宋韩凭妻“南山有乌”句乃至罗敷女“陌上桑”,都是全凭编了几句诗歌,而得幸免男性的侵淩的。还有卓文君写了“白头吟”,司马相如即不娶姨太太,苏若兰制了回文诗,扶风窦滔也就送掉他的宠妾。唐朝有几个宫妃在红叶上题了诗从御沟里放流出外因而得到夫婿的。(“一入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花叶上,寄与接流人。”)此外更有多少女子作品不是慕就是怨。如是看来文学之于古代妇女多少都是于她们婚姻问题发生密切关系的。这本来是,有人或许说,就现在女子念书的还不是都为写情书的准备,许多人家把女孩送进学校的意思还不无非是为了擡高她在婚姻市场上的卖价?这类情形当然应得书篇似的翻阅过去,如其我们盼望新女子及早可以出世。
  这态度与目标的转变是重要的。旧女子的弄文墨多少是一种不必要的装饰;新女子的求学问应分是一种发见个性必要的过程。旧女子的写诗词多少是抒写她们私人遭际与偶尔的情感;新女子的志向应分是与男子共同继承并且继续生产人类全部的文化产业。旧女子的字业是承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大条件而后红着脸做的事情,因而绣余炊余一流的道歉;新女子的志愿是要为报复那一句促狭的造孽格言而努力给男性一个不容否认的反证。旧女子有才学的理想是李易安的早年的生涯——当然不一定指她的“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一类的艳思——嫁一个风流跌宕一如赵明诚公子的夫婿(“赖有闺房如学舍,一编横放两人看”)过一些风流而兼风雅的日子,新女子——我们当然不能不许她私下期望一个风流的有情郎(“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但我们却同时期望她虽则身体与心肠的温柔都给了她的郎,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却得贡献给社会与人类。
  十二月十五日
  (原载1929年lOJl《新月》第2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