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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边的老人〔美国〕厄尼斯特。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衣服上尽是尘土的老人坐在路旁。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轴。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沉重地走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那里。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所以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
  他对我解释。
  “喔。”
  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顾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和那副钢丝边眼镜,于是我问他,“什么动物?”
  “各式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着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的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一边问,一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提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对政治有什么看法?”我问?“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里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里开?”
  “巴塞隆那。”
  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喔,它们大概捱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
  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
  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
  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
  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管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看自己,大概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