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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




  钟声报得这样急──
  时间之海底记水标哦!
  是记涨呢,还是记落呢!──
  是报过去底添长呢?
  还是报未来底消缩呢?
  《钟声》收入《红烛·青春篇》,属于一位青年学生刚刚萌发的“形而上”思索。
  当钟声敲响的时候,诗人似乎猛然一怔,从青年学生特有的那匆忙的、兴冲冲的步履中驻脚聆听。“钟声报得这样急──”是啊,在青年人朝气蓬勃、一往无前的“入世”人生中,还有多少时候在驻足思忖,感叹“逝者如斯”呢?岁月如梭、光阴不再,那多半是年过半百者的惋惜,青年人不会如此,因为在他们的面前,还浮动着那仿佛永远不沉的地平线,他们是时间的主人。但是,就在今天,或许是某种特殊境遇与心理的触动吧,诗人清醒地意识到了钟声的 存在、时间的意义,唉,原来它竟然是如此的匆忙,如此的催命!
  于是,在诗人的脑海中,浮现起了一片汪洋大海,这就是那无始无终、漫无边际、深不可测、气势磅礴的时间的海洋。传统中国诗歌通常是把时间与江河联系在一起,谓“时间长河”,而诗人却以大海喻时间,显然是特别突出了它给人的广博深厚又变幻莫测的感受。大海波起波伏、潮涨潮落,这就是时间一刻不停的形象,而钟声,就确实是“时间之海底记水标哦!”
  对于永远都只是生活在“现在”的人而言,奔流的时间总是不断地把他的生命割为两大部分,一是已经消逝了的“过去”,一是尚未降临的“未来”。在时间海洋的浪涛拍击下的人的生命,是从不断逝去的“过去”走向迎面的“未来”。如果说这一生命在整体上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的每一声脚步,我们听到的每一记钟响就都是这一“消涨”的信号,“是报过去底添长呢?/还是报未来的消缩呢?”其实,这两者具有同等的意义,在“过去底添长”里,“未来”必然“消缩”了;而关键的在于,无论是“添长”还是“消缩”,人的生命却是肯定的一分一秒地逝去了,这恐怕就是急迫的“钟声”给人的最大悲哀吧。
  自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以后,对自身生命流逝的恐惧就日益的有增无减起来,对时间的哀叹也就因此产生了,所以在古往今来的中外诗歌中,对时间这一“形而上”的事物的议论可谓屡见不鲜。当然,由于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类似的议论又还是各具特色的。当二十年代初期的闻一多屹立在“五四”这一特殊的文化汇合的关口提出自己的“时间之思”时,他实际上已经面对着中外古今的许多时间思索的遗产。闻一多的创作必然存在一个如何认同,又如何超越的问题。
  李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这都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时间之思”的表现。这些思考的一大特色就是:时间问题被纳入到个人身世之伤感中加以陈述,并没有过分突出“时间”这一抽象的事物本身,所以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也找不到专门吟诵“时间”的诗歌,时间只是诗人即景感怀的诸多元素之一。在闻一多的《钟声》里,“时间”则被当作了吟咏的主要对象,诗歌的艺术形象也是对这一抽象事物的感性显示。这说明,闻一多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已有所超越。
  在每一个时代,西方诗人都对“时间”发表过自己的议论。莎士比亚的第六十五首十四行诗,雪莱的《时间》,以及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可以说就是几个主要时代的代表作。在这些诗歌中,抽象“时间”不仅是诗歌吟咏的主体,而且被作了多侧面多方位的解剖分析。例如雪莱也把“时间”喻为“深不可测的海”,他说,时间的海水是“人类眼泪中的盐份所渍咸”,它“倦于捕食,仍咆哮着不知餍足”,并且难以捉摸,“平静时诡谲,风暴起时恐怖”,诸如此类,可谓气势恢宏而内蕴丰富。与这类成熟的“时间之思”相比较,我认为闻一多《钟声》中发出的思考还是略嫌单薄了些,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即景抒怀,西方诗歌的智性思辨之间,《钟声》倒也具有中国传统式的“即兴感慨”的特征。
  从诗人的创作心理上分析,这又显然与诗人当时作为清华学校的一名青年学生的阅历有关。他还刚刚踏上社会,初涉人生长途,就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的需要而言,都不大可能对“时间”这一复杂而深奥的事物提出太多的问题,而愈是在这种时候,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既定的模式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他的心灵。
  由此,在对《钟声》的解读中,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文化意识的超越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与诗人自身的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深深地焊合在一起。如果人生体验还不是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富有独创性,那么仅仅借助于理性介入的超越就还是不够的、不完全的与不彻底的。传统文化的意识模式终将在最后显示自己的力量,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文学创作的开拓成果。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这番小结绝不是用来挑剔闻一多的青年作品,而是想通过对这位伟大诗人早年作品的一些分析解剖,让读者更清晰地认识他那曲折的诗歌探索历程,或许对今天的创作与评论不无益处。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