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笛如诉


 





  一

  对古典西洋音乐如同朝圣--和很多人相似,这种心情体验,我也有过。但是到了后来不能不承认这心情的淡漠。穷国野民的风刀霜日,与那些高雅大曲之间,毕竟太容易疏远了。谁去细究自己身上的现象;只不过偶尔意识到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微妙的结纽,它尚未解开。究竟它是怎么回事呢,暗自想弄得明白些。

  当然这不可能,音乐是理不清的一团麻。也许,可能梳理一番的只是一些私人心事,是自己与音乐接触的背景、心境、缘分、故事。

  对古典乐朝圣的时期,虽然还远远谈不上虔诚,但一度也确实热心。心情也急切,进入了一股求学的心态以后,恨不得时刻泡在音响里。忆起那一期的结交,都是古典迷人士。

  时代恰恰又踏上了那段路程,与许多国家二十年前一样,中国刚进入一个卡式录音机和音响组合进入家庭的时代。我是留学生,早早便舶来了一套配置很高的音响组合。于是音乐猛地涌入日常,我寄居的简易楼终日轰鸣着大音量的音乐。从蒙古到日本,从美国的BobDylan到哈萨克的Engbêkkuyê。

  也许是音乐生活或听觉生活,带给了我整个八十年代的好心情。

  我在美妙的听觉享受中,洞开门扉,结交上下各流人等;不假思索,在稿纸上挥泄无度。美音不能独自品茗般默听,我义务讲解,记得曾把一个朋友(他那时迷恋绘画)用大音量把冈林信康的《我们大家所盼望的》播放给他,伴以我煽动的解释。他在那些嘶吼的日语音声中,虽然不解一语,却听得哗哗泪下,这件事使我至今惊奇。

  当然在音响旁,我也见多了听了一句半句就做感动状,迫不及待不怕夹生地写进个人文字的"作家"。总之,那时,我自己和小屋盛着的我的家庭,都因为美声盈室的状况而暴富了。丰足而且满意的心情,流露于我那一期的不少败笔之中。

  二

  而且追求的目标在古典。我生了野心,忍不住想用已获的基础,试着叩门一次。我在真的尝试去窥探古典殿堂。太偏爱流行音乐,甚至沉溺比"下里巴人"更不入流的蒙古突厥的胡音--这种现象使我暗怀不安。我好像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乡间塾生,总是觉得学堂还没念完。记得我四处求师,购置了许多古典音乐的唱片磁带。我和朋友一道,专门请来专业人士,逐段地听他解释,并暗自给自己的耳朵判分。

  应当说收获多少是有过的,获得的愉悦自然更多。但是我不能就此理解、并全部接受古典迷们经久不衰的热情。我还是保留了一丝感觉;我捉摸着关于听觉、心情、标准的问题,我在琢磨一个我能接受的音乐ABC。

  有一件小事挺难忘。一九八六抑或八七年若干作家访问德国,在汉堡听了半场歌剧。说是半场,原因在我们迟到了,在黑暗中寻不到座位。咬耳出声时被观众们不屑地呵斥,后来一些人被引导员领到空座位暂且坐下;另几个则干脆退出来,在休息室里等第二幕再入座。

  还记得终于等到了幕间休息,急急去找自己座位时的感觉。有一种终于放松了紧张,倾听的神经和渴望油然浮起的滋味。我端坐稳当,从第二幕的第一声男中音开始,强力集中自己一切意念,听。

  使读者意识到朝圣,让人们自律着、迫使他们学习自己的感觉,真不可思议啊。我走神了,遐想着能获得如此一切的歌剧作家多么让人羡慕。若是我们的小说散文被人如此阅读--换上晚礼服打上领带,正襟危坐忍住咳嗽地阅读,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偷偷瞥一眼侧右,是一伙日本白领。当然礼仪没有一丝纰漏,西服笔挺,头发油亮。但我看见了在东京熟悉的疲惫,看见了"社用族"(公司付款者)的表情。有一个悠忽的眼神和我相遇了,一瞬间闪过局促。它马上转回去,赶紧回到神圣的倾听。--哈,他们和我差不多,也是害怕被文明开除,寻机会听听是怎么回事,也是顺从着一个规矩。

  遐想之间,又一幕降下了。我们到了休息室。突然有一位同伴建议,可能休息室这种地方引诱人的世俗性吧,他建议回家。更让我惊奇的是作家们都没有拒绝。

  走在夜空清爽的汉堡大街上,溜溜达达非常惬意。大家讨论着女高音和男中音,朝旅馆走着。那时一位同伴的话,虽然至今尚未决定赞否,但我已经记牢了--他说:"说真的,只有一个歌剧让我感动过,而且掉了泪。你们猜是哪个?--《洪湖赤卫队》。"

  一句话使大家都默然许久。虽然都是作家,不便简单地吭声。

  他说的是实话。可是,关于音乐的结论是什么呢?


  汉堡体验之后,我更不会判断自己的耳朵。使用那台立体声山水音响,在八十年代后半的几年里,我浏览了不知多少音乐。高雅是有的,悦耳是有的,讲究是有的,就是没有达到朝圣的境地。宁静的休憩和愉悦,对巧妙谱成的个别旋律的喜爱--都有过,但我不能简单地皈依绅士淑女的解释,不能说我也听见了他们描述的听觉。

  也许我才是一个语言憧憬者。因为我终年都在雕刻自己的语言,至少常常都为自己语言的无力而感慨。我相信--语言在暧昧的时候,可能显现美,也可能封闭原意。在追求成为激动的河,在河水冲刷不已的时候,语言可能向放弃自己的神秘主义皈依。但是如此火候的语言,和本来就空洞虚伪的同类物之间,也许会出现一点相像。

  区别之一是,达到神秘主义阶段的语言,会沿途留下一连的记号。如真挚朴素的小事,如他人不能的经历,如预见或奇异等等。后来者可以依据这些记号,解读荒唐和非理性的本意,使关上的门再度开启。

  音乐是这种语言么?

  我不敢浪下结论。我能做的删节从略地,对要紧的事多少记下几笔。

  三

  和我的读者的年表不同,那还是人们期待的改革开放尚未到来的时代。我像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先与穷乡僻壤的农民结交,后来又为自己处境的压迫,远走异乡。

  那结交如我全部文章的注解一样,交得太深了。农民把它用旧式比喻说成结拜。我却嫌太封建。结拜兄弟,涵盖不了红卫兵蜕变再生、一介学生与大地民众相融、一个知识分子被异端濡染直至背叛的所有内容。

  远托异乡也不是闯关东下西口。我如一片叶子,在生计的寒风中簌簌抖着,跨过海,越过政治和贫富的边界线,走了外国。

  --若顺势找个词儿形容,应当说那是一段"没有音乐的日子"。或者用反义句,说那些日子里,每时每刻心底都萦绕着一股悲哀且激烈的乐曲?

  肚腹的原则,生存的铁律,扳正着人柔软的一部分生性。

  我在那两年里练惯了疾走,默默地以两步迈三步,奔波在东京--于我而言它是个劳动市场和战场。刷盘子,教大学,出著作。为了活下去(主要是使自己的做人原则活下去),我的心硬了。

  那时偶尔拍的一张相片曾使很多朋友震动,被记录下来的我面貌凶恶,满目杀意地瞪着假想的和真实的对手。在坚决地夺取生存所需物质的日月里,我觉察得出自己的异化。没有时间缅怀,没有条件助人,只是似乎在遥遥天际,在梦幻一般不真实的某地,好像才有过或存放过旧日的我。

  在那样的时候人很难在古典音乐里浪费,虽然从第一天我就弄了个录音机,后来又买了一个音质更好的。听的内容要么彻底轻松,最好是柔美圆润的女声;要么是最狂热的六十年代摇滚--音乐于那时的我,如同粮食女性一样都是充饥物。它抚慰或宣泄,给我一天天短暂而实用的补充。

  但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邮件。

  那天我的斗室里,弥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空气,我打开邮件,是一个最知心的朋友的信。我照例细嚼慢咽,津津有味地读着。信也同时为我充饥,我对信很贪婪,并已习惯了享受它们。这一次,读到了末尾时,朋友写道:附上的这盒磁带里面,是你的农民兄弟录的话。

  四

  我打开磁带盒时,什么也没有料到。突然空荡荡的破旧木造小屋里,响起了一个西海固汉子的硬直嗓子。

  我怔了半晌。才意识到这是我的结拜兄弟,他的声音已到了日本。他急冲冲地,有些羞涩又像下了一个决心地,宛如念一封接一封旧式书信似的,正在向我说话。六叠小屋的板壁上,嗡嗡地震荡着他的粗嗓子。

  我还没有从晕眩中醒转过来,已经听他几遍地讲"我们全家都很好",几遍重复"不知何时能见你的面"。过了好久,我觉察到自己已经瘫软了,歪在日本式的榻榻米上。这种铺席正适合我的感觉。我意识到屋里空无一人,我发觉自己一个不动的姿势,趴在屋子正中,呆呆地对着一台小录音机。

  我的位置奇妙。我潜伏在声音的外界。一个使我的脑袋晕眩崩垮的西海固声音,在我眺望的对面一方异国空间里,粗硬地穿荡。

  他显然克服着面对录音机的不安,努力把车轱辘般的问候话录制得流畅。他讲到录音时的情景,讲到我们俩之间那些往事。

  渐渐地他讲得流畅了。条理和他主张的道理夹杂在讲述的事情中,在结结实实的声音里,向着我鼓动传播,一浪浪地淹盖而来。心中的痛苦和感动一同醒了,一个湖或是一条河涨水了,它们把我淹没,把我压倒,使我一动也不能动。

  几个孩子都录了几句。当年那个在暮色中吆牛的少年,给我录了他朗读的我的作品,又录了他在县中学读的英语课文。

  我听见了彼岸的孩子在紧张地喘息,听见有哪个娃娃在旁边窃笑。孩子们的声音后面,又是结拜兄弟--他已经习惯,而且想抓住机会,他沙哑浊重的嗓音开始给我交代一些要紧的、黄土高原的大事。

  --就这样,在一个日本的下午,猝不及防地,我突然跌入了一个声音的深渊和埋伏。西海固的,黄土高原深奥腹心的声音,征服了我。


  当长笛悄然游来的时候,我觉出从浊重的西海固嗓音返回的困难。倒退着,我还原到一个别扭的旧状态。听觉被那嗓音磨得粗拉了,脑子也早就凝滞,我还发觉:自己的姿势居然原封不动,时间久了,它已经僵硬。

  长笛的第二个乐句,千真万确不能否认的长笛声,替代了农民的诉说,像一汪细流,转了一个弯,然后淌进了这木壁隔开的空间。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这半盘长笛。朋友说,农民兄弟的录音仅占了磁带A面的大半,剩下的空白,就录进了些长笛曲子。而我,在我听音乐的全部经历中,从未有过如此感动的体验。也许惟有那一瞬算是震聋发聩。也许那个下午我蒙受了造物主的慈悯,被恩赐了一种音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日后里我曾多次企图发掘、重温、体会,但都没有结果。

  我只清楚地知道--在长笛流入的过程里,我身心的壳都崩裂剥落了。我没有落泪,但我知道自己哭了。我僵硬地跪伏在六铺席的中央,任长笛的旋律围着我穿梭缠绕,如触如洗,把我一层层地浸蚀掉。我不知道人间还会有这样的感动,我的肉体层层溶化了,剩下心一派透明。音乐,惟有音乐,惟有此情此景之下显形的音乐,是绝对的美,是彻底的洁净,是这一方空间的至尊。无名的曲子,长笛的无名曲浸漫着,悠忽着,诉说着,陪伴着我,已经没有听觉,我被莫名的感动裹挟走了,失去了具体的知觉。

  --许久以后醒悟过来,外面是东京的日暮时分。我关上录音机,小心地藏起了那盒磁带。默默收拾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再生一般,变了一个人。

  五

  我在那次经历以后不再信任现代派,而且暗暗地给音乐下了一个没有字迹的定义。不用说,如此主观任性的定义不入大雅乐厅堂;可是,做贵族态一生抚弄音乐技术或资料的人,比这粗野定义离音乐本质更远--也未可知。

  那个白昼的下午,使我的心成了一页薄薄的记录纸,它刚涂抹了一行,但是永不消退。听觉,或者说音响碰触心脏时的触觉,直至今天丝丝可辨。

  我独自反刍过,也微微责备过自己。走在人称世界物质之都的繁华中,我觉察到自己拥有的多么宝贵。那个下午之后我沉着了,我不露声色地迎送异国剩下的日子,冷静地一步步实现着目的。

  但每时每刻--虽然不轻易告诉别人,那长笛常常响起,它有时突然浮现,接着逐步清晰,然后在我的胸中萦绕。它柔美又低沉,哀伤而平静,它已经追上了、化入了我生命的律动,在我的奥深不息地流淌。

  就这样,对于西洋的古典乐,我经历了这么微小的一件事。

  在疾疾的人流里,我独自穿行奔波,不住地默想着一个兄弟重逢的场面。

  那时天该晴了,高原上空走着清爽的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如清朝污吏"申兆林",他们消失时无声无息。西海固荒凉而温柔的十万大山,那时会伸开母亲的臂膀,再一次搂住我这失群的儿子。

  那时天穹六合、大地四野中将只有一个声音:我们弟兄的长笛。我将把录音机放在庄户的窗台上,接给电源,安上珍藏的带子--那时十面埋伏的乐队将从海浪般的山峁背后,突然间一齐吹奏起来,庆贺人民的光阴,兄弟的相聚。

  六

  有一段时间我求教过音乐界人士,想调查一下这盘长笛的曲名作者,也想知道对这些曲子的定评--也就是公认的听觉。找了两个人,各自见仁见智,听觉完全不同。我问:那么是否可以说,人对音乐的欣赏是主观的呢?他们说不,还是有客观的分析途径。

  我只好只信任自己的体验。长笛和感动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大西北的日子,百姓的受难,书生的遭遇--没有这些条件,长笛的乐曲能是丰富的吗?反过来,如果听者主观的情绪把听觉染上了一层色彩--那么音乐的本意,还能够穷究吗?音乐与欣赏之间,会不会本来就是一本误读的历史呢?

  --转了一圈,我没有找到音乐的定义。我不仅不再追究洋乐,也不在乎机器以及指挥乐队。附着于音乐的一切物质都可有可无;惟有耳朵,惟有耳朵主人的内心,才与音乐密切相关。

  我没找到,也不想追寻一个观点了。要紧的是在我内心的收藏里,终于有了一首古典的、西洋的音乐。一首,但并不少。它命定般音沉似铁,虽然也伴着丰满阴柔。甚至它究竟为谁而写也不再重要。我多盼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作者:一己的姓名可以略去,历史的是非也可以不计,但是给人以感动,给世界留下一点儿神秘。我猜曲作者没准能同意我,说不定还会为我的诠释高兴。

  音乐本是天籁,是人对它的幻听。长笛在高天飘忽,鸣唤低诉着,等待着下界的回应。而我们来了--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少触碰那盒长笛与西海固农民口信混录的磁带。我有一种恐惧,怕那种过分强烈的刺激,更怕若是听惯了,那刺激会被磨掉。第一次的听觉太难忘了,它占据的不光是我的耳朵还占据了我的感情;我害怕后来的听觉会单薄,我怕耳朵捣蛋,乱了人心中美好的方寸。

  包括机器,我不愿使用北京家里的立体声,更不愿把我的长笛插进哪台最新锐的高烧音响。那个孤单下午的音乐,是用一台黑色的小录音机播出的;我明白,任凭哪台机器,也不会原样地还我那天的听觉。

  我珍藏着那盘盒带,更珍藏着--即便此刻还在痛苦地奏鸣着的我们的心事。它那么动听,那么悲怆,那么激烈--它不是音乐;因为音乐的表达是不够的,它背衬着鲜艳的画面,怒吼着嘶哑的诗篇。它一响起便与它共生的,有满目疮痍的凄厉风景,有连年干旱的山顶麦子,有永远呼唤着我的、那西海固汉子的嗓音。


  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