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精神


 





  一

  这确实不易描述。困难不仅在于因缺乏体验导致的倾听困难,而在于人的气质离得太远。从取道到语言,传递是困难的。

  是关于高贵的话题么?也可能它更接近"尊严"。反正这个范畴包含着一批汉语词汇,但是似乎个个都语感不足。

  汉语特殊而丰富。或许是由于词汇富足得溢出,反而导致了分量的减弱?不知道。我经常体会到汉语的美感;但我也时时觉察到,似乎它存在着一种分量的平均化。

  我需要一个--它处用则不宜、此处一字如钉的语词。哪个汉语单词最能传达这些含义呢?

  是高贵?尊严?贵族气度?上品的资质?是不可冒犯的习惯?是一种天性中的优越感?

  我选不出。没准,在这一类语词里,外语的选择会比中文好些。就像街上的老外,无论黑白,他们大步走来,表情明朗,眼睛直视。一般说来,比起东方来,他们不那么费猜和暧昧。

  是愤怒的权利么?

  不,最醒目的、穷国小民和列强国民的区别,往往是愤怒的表现权。我们经常看到列强的公民在签证处、在宾馆和飞机场、在一切服务业的前沿地带,大发雷霆大光其火。

  而穷人不能那样。除非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穷人轮上浩劫也过上节日,那时可以表达愤怒,甚至可以恣情发泄。但是在平日里,穷人总是考虑退路,考虑不成之后的次之、再次之和最恶的可能。穷人不发怒。

  是拒绝的勇气么?

  在这个文化里,我们有拒绝的古典,罗列着一个个绝对的例子。许由对王位禅让的拒绝,陶渊明对五斗米俸禄的拒绝,关云长对上马金下马银的拒绝……只是,拒绝的人早已牺牲。面对不洁的利益,安享的人青春不误,购车置屋,成了人们艳羡的标的。--民族的精神,就是如此地分裂着。

  或者,是歧视和自尊的矛盾么?满街的外省工人潮水般涌入城市,就如外籍打工者涌入美国和日本。北京话本来粗糙;居然还让"谢绝河南人"等标语贴满电杆。在白纸黑字的证明之下,歧视的癌,正在蔓延。

  但我观察的,只是河南或哪里的打工者。

  腐败的权贵不足为训。对我来说,惟底层如蚁的小民,惟他们的自尊与否,才有巨大的意义。

  谁会为我们解说?饱暖或餍足是不够的,富裕或财富是不够的--确实还存在更高的形式。确实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活下去的同时,怎样做才能保住生的尊严;微渺的流水日子,怎样过才算有过生的高贵。

  这是很暧昧的事;人的生存可以奢富至极,也可能穷窘潦倒,但在形容不出可是看得见的地方,有着一条不容侵犯的界限。

  依然是一个精神的,关于人的气质的话题。

  仍然是争论各方都无视的、民族精神的高贵与否的问题。是的,就是它,它比经济大势、比是非成败,更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二

  如今议论这些使人害臊。喘息挣扎在黏稠的人群,你自己先觉察到不合时宜。如今人只有在撒谎时才偶尔提及正义。如落后的标志、如墙上剥落的旧标语般的正义,正静静地被罚在一边。每一个路人瞟过的眼神,都含着一丝嘲意。时代已经改变,没有谁对它顶礼,也没有多少人为它守节。

  更高的标准在别处;传说在那儿,有社会进步的方向。

  从研究院到讨论会,从杂志到电视,从精英到蠹虫,从感觉到语言--这些地方都是当今智识阶级抢占的滩头。不仅在西方中心获得了理解,它们还正被渲染成第三世界的声音。

  F·法农说,殖民地奴才喜欢偷窥主人的街区,他们的梦想就是拥有。真是如此。翻翻书,若干年来,中国文人不过一直在絮叨着如此的奴才梦。他们反复地写:我仇恨因为我没拥有,我伟大地拥有了,我甚至拥有主子的老婆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承认奇迹?为什么还不给我诺贝尔奖?

  所谓高贵,就是不能忍受这种天一热就孳生的、苍蝇老鼠的道路。哪怕它接着轨,是全球化的道路。只要有一丝气在,人就不与苍蝇为伍。今天仍有这样的人,他们轻蔑地听着鼎沸人声,拒绝与这一边同路。

  不平比比皆是,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大家虽然都喊叫着看见了,可就是不做动作。由于油滑,更由于压力和民族传统的教育。偶尔跳到街头的抗议,往往是滑稽的。慢慢地,大家都毕了业,学会了看客的轻松姿势。

  所谓高贵的人,他们的怀里并没有多一把刀。他们的特殊之处,不过就是从卑鄙的旁观中愤怒地跳了出来,如电子街头的石秀。

  高贵不仅是天性,也是修养的结果。本质的行走,会督促途中愈来愈认真的求学。像刀刃的蘸钢和打磨,刀的质地,要求摒绝浮躁和单薄。

  这不是小说中伪造的贵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可能潜伏底层的高贵。同样,对遇罗克的忏悔,也决非干净的回想录,而是接续他与特权主义的对峙。我们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一环而已)的最彻底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高贵的精神所以难得,是因为在获得高贵认可的同时,人还必须承担责任。是的,在我们这个族群,在这个黄色的如巨流之浩荡的群众里,最难求的品格就是承担责任。

  正因此不避难的谭嗣同才被怀念不已。奢谈什么大任于斯,人不一定就命定着--哪怕一抔一握的事业。并非什么机遇难逢,多数人都回避了--该他完成的那一件事。只剩下了谭嗣同;他们是百年一现的高贵之化身,不避一己的流血流言。他们注定要为历史承担责任。于是历史为之剧化,时代的巨钟,被一头撞响了。

  三

  街上流行什么?考据派利用资料、留洋、图书、圈子--所有都市的条件,用权威的口气为现实提供证据。海派则--他们迫不及待地呼唤着:到田野去呀,去发现百姓的秘密!

  考据派和海派,都有着时髦的八十老者、贴"导师"标签的中年、如贼一般时刻窥探利害的新人。他们已是多层次、多学科的挖掘梯队,举着铲子镐头,对着文化的矿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他们的讲解尤其恬不知耻。他们是新潮的特种部队,比美国电影的野战排还要凶恶。野战排不过杀人而已,他们却侵犯民众的内心!

  还有另外的种种。

  如F·法农讽刺的,我们还看惯了--在帝国母鸡的院子里,"文化会议的桌子上,大讲着西欧价值的特殊及丰富。"这种桌子比法庭还具裁判的权威。中国的知识人的小算盘是:你尽可吹嘘你的价值高,而我要在这价钱更高的讲坛,宣传我的存货,它也特殊而丰富。我要强调:我正在为诗而受难,我已经有家难归,所以才漂泊在西欧北美!

  在荒凉的此岸,在穷苦的故国,在真的苦难和诗共存的现场,牺牲已不知祭献了多少回,民众已不知经历了多少事。已经不知有多少--使青年和民众激动的诗,流行过,又消失,再出现--扮演英雄的诗人不敢说:在穷而无言的故国,诗从来没有绝迹。

  生存永远比表演更难。在中国活着--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一件尊严和高贵的行为。

  当我也一只脚踩在那边,当我也坐在那些"文化桌子"边的时候,我看见了--伪装的苦难。我暗暗惊愕,终于不能忍住恶心,我拔回了自己的那只脚。不,连苦难都可以当做化妆,还谈什么高贵。

  中国的文学和学术,它们的气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是历史的产物。在半殖民地,富足和教养属于少数买办。在全新时代,也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里有生存的规矩,在这条边界上无道德可言。自然,也没有留给高贵的精神多少余裕。

  偏偏中国孔夫子又特别指出,要"行己知耻"。一年年地,见得多了,我总觉得孔圣人的这条遗训,简直是对中华文明的讽刺。太久了,在漫长的淘刷之后,已经不能追究--"无耻"的起源。

  四

  我也奇怪,自己怎么就成了中国人。现在不管我怎么躲闪,不管我怎么化妆,人们一眼就把我的尾巴看见,到处有人揭发我"危险的"胡人本质。

  无奈体验的件件事情,大多只是一些象征。议论的深浅,手段的下流,都不足为道。我们不过想摸索--文明在危难时的姿态,不过想寻找--第三世界的、高贵的文化表达方式。虽然它只像一丝沙漠中的声音,掠耳消逝了--它曾带着我们,向着一种人的理想跋涉过。何况还有具体的努力,它们也并非那么不具意味--我们对自己设定了的原则,实行了知识分子的自律。在他们醉生梦死时,我们在探究文明的阐释权,在尽力学习多种专业知识。目的是一种呓语么,我们企图打破--书斋学术对文明主人的话语压迫。如同一群步行的吉诃德,虽然连瘦马和名号都没有,赤着手,缺乏一支锈矛,但我们幻想着大战风车。

  鲁迅的一句不相干的话像个谶语:胡风鲠直。一条鱼似的,那骨头其实根本不能和强权一碰,却偏偏天生笔直且刺人。欧洲人爱学孔雀,总炫耀自己的上品高贵。可是,身在中国,人就不能逃出悖论:鱼骨头也是高贵的吗?

  可能对每个不同的人,所谓高贵和责任都将有所不同。也许作为基本气质的高贵精神,在中国已然变成了幽灵。它徘徊不定,若有若无,跳闪在路左路右,不知愿意为谁显现,也不知它究竟会显现几分。

  但我又感到--只有沦为中国人,才能感到的尊严。如果我不仅敢于走完独木桥,而且敢于只说一种"桌子"那边听不见的、自己的话。

  是的,本质的两侧,隔着一套语言。语言如火焰熊熊的大海,浓烈而灼人。当取道的决意下定以后,语言就如涌泉出,给人以洗礼般的新鲜和快意。

  那一侧,是百年的优势语言,西方精英心领神会的语言。所以,也是通俗的语言--说到底,它使人失去精神的独立。而这一边呢,不过是些心里话。

  我眺望着语言,久久陷在难言的感动里。

  骑着自行车我倒腾着新到的邮件。我喜欢在这样的顺路上解决邮件问题。慢慢的边走边看,在一个个垃圾桶旁停住。先扔掉不用拆开的无聊邮件,再扔掉浏览过的杂志。然后一封封把信看完,随手留下要回复的,其余的扔掉。到家后,我马上处理掉那几页回信。

  剩在案头的是要藏好留存的信--虽有多少的例外,但差不多每一次,宝贝般收好的,都是些甘青新、西海固、老蒙古。昨天我忍不住在自行车上笑了起来,这回的来信居然满纸波斯国的蝌蚪文,讨论苏菲诗歌里"dilbar(单数)/dilbaran(复数)"、也就是"情人和恋人"的区别。

  不,我已经不打算自救。回忆着我微型的语言史,我庆幸自己被恩惠的往事,庆幸自己危险的倾倒。我不由笑了。读着,与人讨论着神秘的诗句,满纸抄着波斯或维吾尔的dilbar、dilbaran,我窥见了自己的倾向。

  时至如今我已经可以自信了:不管过得多么荒唐,我只会忠于自己的气质。无论是作为文章的我,还是作为人的我。

  处理一己是容易的。而大家的问题,则是大家共有的。没有任何必要杞人忧天,一切都遵循神秘的规律。高贵的遗产,或许已经湮没了,高贵的未来,也许还刚刚在新生。


  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