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的额吉


 





  额吉去世的消息,是偶然听到的。我们去找一个来北京看病的牧民,找到昌平农村的一家小旅馆。问好笑闹着,我顺口问候额吉,可是话出口时,我把"额吉她好么"问成了"她还在么",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脸色变了。在他谨慎地讲出来以前,第一眼看见他的神情,我就明白了。像一口气被突然憋住了一样,直至午夜回到家里。

  在桌旁坐下,心里空空的。去年冬天我居然毫无感觉。窗外洞黑,一股难忍的愤怒席卷了我。我望着黑夜,遥远的草原猛地逼近眼前。我不能再耽误,我已经使她失望。像又被抽去了一根骨头,单薄的感觉那么清晰。

  十几天后,我到达了乌珠穆沁。

  绿海般的大草原依旧荡漾起伏。像是抚慰,二十八年,我凝视着想道。这个数字也叫人吃惊,已是与她结识的第二十八个年头。

  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心又倾斜了回来。次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又千里迢迢奔赴那座拥挤的破毡包,住了一阵。嫂子抢在前面,挡住了我的教法。她要求孩子喊她"额吉"。一时我有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失了准头的眼里,嫂子永远只是额吉的儿媳,也永远只是个少妇。

  这些年岁月轮回得飞快,转眼一年,又是一年,二十八年在眨眼工夫里变成了三十年。我不仅应该承认嫂子的意识,而且必须承认算术:我已经和当年的额吉同龄。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

  一

  我好像写过,我写你写得手都酸了心都累了;我好像狂妄地说过,我要把额吉这个词输进汉语。但是我并没有听到过你的回答。相反,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种追问,它在问出之前已经带着挑衅的怀疑。它没有从我的笔下读出照例该有的刺激,没有发现应该丑恶的现实。我则经常勃然大怒,记不清多少次驱逐过来客,多少次出口伤人。是我写得太甜么,是我在我的草原写作中美化么,我不愿纠缠学术的或敌意的追问。因为缠绕我的是一个更潜在的问题,关于发言者资格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问题。

  追问是一种不好的毛病,由于它的轻佻。

  不必回顾早期那些中学生作文了,至少从《黑骏马》的写作开始,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在那时,人们都还只是用四百字或五百字的稿纸的时候,我就总是一边写着一边看见她--那个乌珠穆沁老妇的沉默形象。我早写过,我家额吉是位饱经沧桑的女性,她一生对外界缄默着,我继承了她对这可怕世间的不信任。

  笔虽然年轻却撞上了巨大的命题。我虽然一气写去,心里却咀嚼着带回城里的那沉默形象。喊她额吉,是风俗也是历史,但更是浪漫和愿望。我和阿洛华哥毕竟不一样,这使人多少伤感,但它是事实。

  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

  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

  血统就是发言权么?难道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么?

  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至于我则早在插队一年以前,就闯入到阿巴哈纳尔旗,品尝过异域的美味。额吉和我的关系并非偶然形成。但我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不愿僭越。

  那时流畅地写着,而心里却时轻时重地抱着这个矛盾。人群和人群,社会和社会,早有更基本的交流,不过有时天然,有时残酷。牧民,追逐水草放牧五畜的人,过去只是对彼岸的茶叶、绸缎,今天是风力发电机和廉价吉普车感兴趣。他们说过要和这隔膜的世界作细微的交流么,用异样的语言,用制作的文学?

  额吉一生的遭遇,已经被我在心里完成了一个勾勒。旧时代的那一部分,我至今在体味和探究。新社会的半部,我曾与她若即若离地分担承受。她如一棵草,是个自然的女人,前半生饱尝的都是家庭不幸,生存和养育的艰难;后半生承受的多是政治的胁迫,不过是没有太悲惨,厄运和幸运夹杂。

  我确信突破了一个无形界限的人,同时可能突破血统的隔膜。但是,你难道跨越了关口?你具备代她发言的资格吗?

  我不知道。尽管写了半生,我并没有找到结论。审判要你来做出,额吉。我只是约束了文章也约束了自己。我只是感到: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分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青草浓密。这里是我放牧的第一个营盘,位于乔布格盆地一片草原的西北角。如今已经不再是合作化时代,瞧,连我的文字都把地理范围缩小到自家牧场。我已经觉得汗乌拉草原的概念太宽阔,开口闭口总是自家的草场。巧合的是,分草场时我家得到的乔布格,是一九六八年秋天我住进牧民家庭的、我的第一个营地。记忆阵阵醒来。右手是奥由特,左边是乌兰陶勒盖,当中有清澈的水井,和一条狭窄的硝土碱草。一切都和与你相逢的那年一样。

  额吉,如今我形单影只,独自立马站在这里。我看见你的灵魂徘徊飘荡,在乔布格,在你曾经望着我上马下马的旧营盘上。

  二

  传话的人说,她死在冬天。那个冬天我在云南的村寨里。那两年我总是在夏季去北方,入冬则一意惦着南国。六盘路上满是路障,我在它的周边绕来绕去,伺机一头闯入。我冷冷在外围转着,这个外围,几乎有半个中国之大。连年在云南,有冬日明丽的太阳,有丰富的百拉提月份的生活。我已经沉吟着,狠狠地凝视着那座瘦窄的大山好几年了,我确实忘记了极北草地的隆冬,忘记了燃料、白毛风、畜群和枯草;也忘记了我的蒙古母亲。

  我不知是否该责备自己:偏偏在那个冬天里我没有想到她。可是,即便得到了消息,我能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找到御寒的皮袍,穿越雪封的坝上,熬过零下三十多度的夜路,到达乌珠穆沁并且抵达我们的冬窝子么?

  现在我才来,确实更多是为了自己。我有那么多的话堵噎在心,不倾倒干净我会病倒。额吉,我要到你的荫下休息和医治。

  时代使得语言呈现得奇特。我向额吉和阿洛华哥的求学,大致限定在纯粹游牧的生活方式之内。口语,褊狭而急速地发育着,只向着游牧生活的范畴倾斜。一方面,我和牧民们之间已经细致入微地谈论草场、膘情、春雪和冬雪,谈论成千的羊群和单独的一只羊羔,更谈及社会的各支血系和家族、某人的底细以至秘事;但是我没有学会一个考古、证券,哪怕关于楼房的词儿。

  现在流行的词是"话语、语境"。在当年的额吉与我之间,不仅一切交流都在最严峻的语境下进行,而且,也许我们使用的也是一套非常微妙的话语。我们夜夜的漫声细语并非全无忌讳;它们既在政治威胁的限制之下,又在古老禁忌的规矩之中。它是相当全面的蒙古语,但又没有金融宗教物理摩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语目。今天我半学究地发现:语言其实可以在基本语汇里发达。在前六十年代的草原,除了强加于草原的开会、语录、批修之外,朴素的基本语,支撑了整个牧区的社会和生活。

  可是,若想谈些复杂的事呢?

  亘古不变的石砬子敖包山下,新庙如今才真的彩画一新。一座可能真是镏金的黄灿灿的庙顶,在敖包鸟瞰下静静地闪烁。当年我多是采用转述办法,表达自己不会说的话。算算又是离开了十多年,我又经历了很多事情。为了畅谈个痛快,行前我甚至新学了一批词汇。我特别想给他们讲讲我所谓的"戴白帽子的民族",我甚至联想到额吉倾听时的警觉眼神。

  但是她已经"不在"了。蒙语对逝世一事也用回避的表达。"死"这个词忌讳出口,用"不在"说出来,更加语感沉重。用这样的语言谈着额吉,我和阿洛华哥都有些受不了,我们小心地选择着,尽量谈得简单和概括。

  若是环境再好一些,我会对着她安息的山谷,念几节悼念的经文。可是我觉得那也许是强加于人,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提出要求。我走了一趟新庙,但是没有缴纳布施,回来后又觉得后悔。

  哥哥并非孤陋寡闻。我感觉得出,他在捉摸我的变化,他听得谨慎而专心。他无疑在用我的过去分析着我的现在。我讲他听,他似乎知道一切都不是戏耍,甚至我觉得他把事情看得很透。

  一天早上,我醒来听他说,刚刚去背后的山顶祭了敖包下来。我有些不高兴。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北边正举行的敖包会,孩子已经去了。看来,他掩饰了前几天的焦躁。孩子去了还不够么,他说,我说的是乔布格这里。于是他就自己带上奶豆腐,祭了乔布格的敖包。

  奶豆腐摆在南边吗?我问。他说是。走着上去的?骑那匹黑马。祭的时候人要跪吗?他说当然跪。他觉察到我的不快,解释说:以前额吉的父亲,我们的吉林宝力格的老父亲说过,要记住祭这个敖包。所以,我就在今天早晨,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上去祭了。

  我发现,他是在对我介绍自己。我突然明白了:在这漫长的世事沧桑过程里,不仅是我,还有他,一个最普通的蒙古牧民--我们都变了。我不再怨恨他没带上我,我意识到他的做法中内藏的严肃。用另一种文化来解释的话,他还在服丧。在和阿洛华哥对坐的那个早晨,我切肤地感到额吉尚未走远。

  那么,就像一九八一年、额吉的六十本命年我从北京赶来一样,这次我仍然算是来对了。不知是因为把敖包祭了,还是因为对难缠的我讲过了,哥哥又松弛下来。望着他,我暗自想,人人都有一颗负重的心,而且最终都把这颗心托付给了冥冥之中的存在。

  还不仅这么多。我对这样的简朴仪礼感到向往。它像一滴血溶在日子的水里,几乎只剩下一丝的举念和随意的形式。在蒙古草原不尽涌来的启发中,我总是不知所措。在这座不起眼的灰旧毡包里,我曾看见过一个古老的社会模式,一种人,现在又看见了一种深有意味的信仰。

  或许额吉于我更是一种象征;但我也并没有直露它的含义。我从来就没打算给世间提供消遣。我不会把从她那儿获得的知识尤其是秘密,猴急地签名叫卖。她使我在这片草地上,在乔布格和汗乌拉,模糊地悟到了禁忌,嗅到了神秘。她只是不知道后来我在西海固,把这一切实践得淋漓尽致。

  我家有过一匹黑马,那是阿洛华哥的坐骑。它确实给过我很深的影响,但它并不是额吉养活的。额吉倒是喂活过一匹马驹子。那是在一个春天的毁灭之后。夜里突然刮起了白毛风,大队的马群冲进雨雪交加的泰莱姆湖,一层层地摔倒,一层层堆了起来,冻死在泥泞的水里。早晨包门外面,立着一匹死了母亲的小黄马,额吉把它领回来,用奶瓶喂活了它。

  如今小黄驹子长大了。我走到水井旁边,看见黄儿马领着一群骒马,慢慢踱来饮水。正是傍晚时分,曝烤的毒阳终于黯淡了。空气凉爽,我随着阿洛华哥,徒步向乔布格的方圆四方散步。他讲了一些额吉临终前的情况,我默默地听,知道额吉临终结束得很快,没有太多折磨。

  漫长的、情义的体验啊,你使我复杂了。

  三

  幸亏我把她和阿洛华哥硬逼着,来了一趟北京。这么想不知对不对,我似乎认为,那也许多少可以算是一个报答。她毕竟玩了一趟北京;若是没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报答,今天我实在无地自容。

  那件事漫漶迷蒙,记不起细末。于是想起额吉离开北京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找出一九八七年的《北京草原》,翻看着觉得恍如隔世。可能是由于不满意自己旧作中意识流变体字的败笔吧,这篇记录没有收进任何集子。

  发黄的旧杂志里的字,使我不住地吃惊。那时,由于傻,由于没有心事压迫,我写得那么轻松自如。只后悔那时一头钻进"小说",而懒惰地不愿细细实录。我怕叙述;娓娓道来的文体,好像只属于另外一类作家。记得我和谁说过,我说我额吉来北京那些天的件件小事、每天每时都是珍贵的文学。

  此刻虽然是机会,我还是没有心思回头补记。我不愿唠叨额吉访问北京的日程表。读着那篇随意至极的小说,又觉得正因为傻而无心,它才有点意思。

  阿洛华哥好不容易才大着胆,咬了熊猫形状的冰棍。额吉在厨房好像又被复查阶级的工作组拦截,紧张地大喊我的蒙古名字--她不敢关掉煤气。八十年代的北京公共车上,还有人给少数民族的老太太让座。那可怕的苦夏,柏油路熔化得粘着咬着鞋底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额吉和咯咯大笑的女儿玩耍。一个老外带着个翻译围着我们转悠。那翻译一脸给土著施恩的表情,过来问能不能让额吉和那欧洲老太太合影,我恶狠狠地说:NO!

  我教会妻子三句蒙语:额吉,我走啦(早上上班时用),额吉,你们今天过得好么(晚上回来时用),还有最重要的:额吉,多吃!小女儿那时才三岁多,被我训练得一会儿扑过去亲额吉脸一口。我们在三里屯的简易楼里,邻居家家赞叹我招待插队的房东;这一点,够人民子弟兵们学上两辈子。因为此刻我又想邀请阿洛华哥来北京,估计若想穿着蒙古袍子住进我军的大院,大概要先受上一个月的"政审"和"安检"。一想用蒙古话说这两个词儿我就恶心。

  和牧民住进北京的简易楼,那滋味比住进蒙古包还特别。虽然没有门栏外的牛犊和狗,没有视野尽头的地平线,可是额吉在北京必须依靠着我。从开煤气到关电灯,我像真正的儿子一样照管一切。吐木勒,吐木勒,她总在不停地叫着我的蒙古名字,叫得我美滋滋的。她对我说的话,比在草地的几年还要多。我多么喜欢她那无奈的、一切任我怎么办的神情啊!


  最遗憾、最最遗憾的是,差一点我就能使额吉见到班禅!

  我有一个要好的藏族作家朋友。他和班禅·额尔德尼喇嘛有密切的联系。额吉尚未驾到北京时我们就商量好了,一定让班禅接见我额吉。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场民族大团结呀!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整个乌珠穆沁,让党委书记和葛根活佛,都羡慕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的额吉。

  准备一直顺畅,班禅活佛的平易非常有名。

  可是,就在额吉抵达的前两天,活佛远行青海教区。那时家家都没有电话,可是跑一趟和平里好像不费事。反正每隔一两天,我就和朋友联系一次。"佛爷还没有回来。放心吧,一回到北京马上通知你。"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奇怪!"最后朋友的老婆、朋友的朋友、好几个相关的藏族朋友都为我们着急了:"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

  最后的两天绝望了。我对哥哥和额吉,可怎么解释呢?我的心淹没在一派憾意里,那股可惜劲儿和原来盘算的快活一样强烈。直至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突然觉察到,当时额吉并不叹息,就像开始也没有兴奋一样。她只是默默等待,不奢望,不显露。最后不如愿时,就像没有盼望过一样不动声色。


  倒是实现了两位母亲的会见。

  我心里充满独自的欣赏,瞟着她们。我喜欢这罕见场面,因为我而出现了。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母亲和额吉紧挨着,她们都不知说什么好。我催促着,聊吧,有我当翻译。可是她们只是静静坐着,费力地笑着,对着面前丰盛的筵席。她们比平日更少言寡语,好像只是坐等我的下一个行动。显然她们都意识到了:既然眼看着花儿结了这么大的苞蕾,那么它反正是要开放了,而且最后会结下果实。显然她们对花朵和果实感到忐忑不安,她们似乎都担心我这么与众不同。

  我长久地注视着她们,揣摸她们的心情。谜底究竟是什么呢?

  四

  随着对突厥源流的了解,我对蒙古草原的理解日益广义化。我逐渐有了一些把握。但是从细末和广度,在两处察觉到优势的我,心底却鼓动起离别的欲望。我寻觅着新的出发,准备扑洒过去的,是一种双数的感情。

  后来,而且是在遥远的日本东洋文库,有一次学习回鹘文养子文书,我突然意识到,养子的观念和习俗在北亚草原的普遍。

  养子,teēsenhǖ,这是一个多么语感温暖的词汇!后来我便半是认真地,用乌珠穆沁口语里的这个词自喻。

  其实,连真正的抱养也未曾有过。只是挨着冻羊粪燃起的炉火,睡前要由额吉掖紧皮被。只是那个苦恼人的年代,它一下子就把人扔进草海,扔到了这乔布格的营盘上。一切都在这个营盘上实现了:那毡片磨烂的我们的家,那种非常接近了家庭关系的加入和承认。不,我再不能容忍什么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我不能容忍用"调查"替换这种关系,我不能容忍凌驾民众的精英发言。

  如同你,蹒跚走完自己的路,哪怕一生穷愁潦倒。不去向世界开口,追逐着水草变移和牛羊饱暖,径自完成自己的生命。这才是作为人的存活,才值得为之生死一番。反之,屈从官宪媚权拜金,在别人制定的模式中蝇营苟活,那是腐烂和失败,是可笑的自虐。

  你逝去了,像早晚会发生的一样,像牧草枯荣一样。你的文明里没有吊孝,我赶到乔布格,是与你别离呢,还是最后和你重聚?

  我没有解决关于文明发言人的理论。不过我想,也许我用一生的感情和实践,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

  一切都过于私人化了。

  即便在告别的文字里,额吉,我不愿渲染你的故事,抛出去供外人围观。作家的水平,就在于写与不写之间。我要执行守密和规避的原则。我总在琢磨--你和人民的沉默。你可以安享你的安宁,你是我独自继承的遗产。我谨在这里向你道别,并遵守这个约束。

  牵着马,散步在乔布格的旧营盘上,我悄悄数着。二十八年,居然真的有了二十八年。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天成的题目。我决定写一首蒙文的诗歌。就像最初我套用民歌《诺加》,填写了作家生涯的第一笔一样,我企图用《厄鲁特》的格式,写一首总结的蒙古歌。

  用诗表达的企图,连贯了二十八或者三十年。不用说那个《人民之子》(应该译成"平民之子",蒙语……算了吧)--八十年代我还曾准备使用全部蒙文"白字头"的排列,写一首长诗,后来当然由于能力不足而放弃。那里面有"赞颂恩情家乡的歌这么多啊,而宽阔的草原,沉默沉默";还有"已经衰老青春不逝,这是什么病呢?更细数的话,我并不是从你所生"等等句子。

  不能的我已经不想强求。总结的话不及早说,等机会遗失殆尽要后悔。用尽字母表的豪华设想是不现实的。然而,我毕竟是我,我要用她的话语,留下几句。我应该为这一切,留下几句蒙文诗。

  念头袭来的当夜,我睁眼望着天窗,失眠了。睡着前我已经默哼着,做出了几个小节,次日早晨我把它们追忆着抄到纸上。那一次剩余的草原日子,我是沉浸在头韵和比兴里度过的。回到北京后我以为马上可以收尾,并且已经准备向第一次我发表作品的蒙文刊物--《花的原野》投稿。

  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决定把它带回草原去再改。在聚会的席间,我也曾经忍不住唱起过它。虽然屡屡修改,它一直停留在未完状态。此刻已是从六八年计数的第三十个年头,《二十八年的额吉》还没有写完。我喜欢在夜深时拿出它来,字斟句酌一会儿,渐渐沉入幻境。我喜欢反复地,在韵脚、对仗、一个个质感音声不同的单词里徘徊。除了叹息修养的欠缺,我逐渐发觉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在题目里就表达完了。额吉,额吉,其实我用小说、用散文还觉得不够而要用诗表达的,只是"额吉"而已。


  我打算在这篇散文里录下几节,充作束尾。

  最后挑了四节八句。我决心这一次做到语言的严谨,绝对不能再让转写乱七八糟。果然,请一位蒙古族的长辈帮助校对转写的时候,他也觉得费力:使用书面语和标准的蒙文诗律吧,作者我首先感到别扭。合乎语法的句子陌生并且转义,好多词儿都不是我会说的了。

  最后,他说,你干脆就直接转写乌珠穆沁口语吧!

  他的话,突兀地使我想起学《蒙古秘史》时,读过的一句费解的话:"它是把口语直接写进去的书。"寻思着觉得新奇。

  此刻写下的,是经过蒙古族专家校对、但是与辞典不尽相同的、我用乌珠穆沁口语写的几句小诗。我写着,不禁觉得这一切实在太难得了,心里涌漾起舍不得的感情。

  以下就是这几句诗的蒙语转写,以及字面的汉语直译。


  Arbanurγanusaranugegentangsorouirele

  Alhunalhuntanuaisuiamdusünboiiγsanbimn


  十六的月光,从天窗那儿射进来

  一步步接近了你的路上,长大的是我


  Horinnaimanilünnutugtumorioγsōdyabuhuügei

  Hūˇciniyanemüsügsentabolaγūtōnudoturabaina


  二十八年前的旧盘上,马儿停住不走

  衣着褴褛的你,是在伟大的数中ˇ〖〗CulūtaiobōyindōγurbolangkanuGüngsemn

  ˇCimayiamuūlsanSümenadadusayihannggetai


  有石头的敖包下面,是以前的公社

  使你安宁了的庙宇,在我眼里颜色好看


  Harihuedürtüholayiharddabhurdabhurūl

  Halūnˇcēinüdotorshenuilaubaina


  离去那天向远眺望,一层层的山连山

  滚烫的胸膛里头,正柔软地哭着


  1996年7月腹稿于内蒙

  1998年4月写成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