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的沙漠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间,我曾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域研究计划"合作人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进行过为期一年的中北亚历史研究。无疑,在东渡之前,我也有过一份与日本文学界及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交流的愿望。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份热望;我曾盼着自己的文学因这一交流而长足进步,我在内心里对这一目的寄托了远较学术研究更多的幻想。

  但是,在异国感受到的真实粉碎了我的幻想和希望。到了后来,事情发生了极端的变化,我不客气地拒绝了一个个电话,并且公开申明自己不愿意与日本的文学界、特别是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接触。

  时至如今,我不仅仍在暗暗庆幸自己的这一变化,而且还暗暗确认了一个非理论的认识,即认为当代优秀的中国文学是不可能与外国人交流的。

  为什么呢?除开诸多不属本文范围的原因之外,我想指出的一个问题是:美文不可译。

  我以为这个与翻译学基本目标和理论相抵触的认识是正确的:无论是书面语(包括文学语言)或是口语,一旦在它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时候,它们就是很难甚至是不可翻译的。能够翻译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对应或比喻。翻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或刻意求真只能导致一个泥潭,站在两片文化之间束手无策的泥潭。容易翻译的语言都不是上述那种传神的东西,它们大约是机械的(如自然科学、含义准确的文牍)、平庸的(如低质的文学作品)或狭义的。可以说:传神的或有灵气的语言不可翻译。

  翻译学顽强地与这一命运搏斗着。而他们的劳作之间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存在:对翻译对象的尊重。

  在不存在尊重问题或问题已经解决了的例子中,如对李白的诗,《水浒》、《红楼梦》,鲁迅著作的翻译中,醒目的现象是译家蜂起,译本不绝。如《水浒》日译本已多达数十种,而且看来还会继续增加。这说明,后来的更严肃或更自信的译家们总认为,伟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被翻译。这又说明,脍炙人口或流芳百世的现象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非文学的原因。

  在尊重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的时候,比如外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译介,我敢断言,他们出版给外国读者的大多只是一些平庸的故事而已,甚至只是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情报信息。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或不被他们所选择,或他们没有翻译和理解的能力。幸运地被完整介绍和渲染鼓吹了的恰好是一些次品。这些作品本来不属优异之作,它们的语言无底蕴无深味,甚至干瘪得删删漏漏也无妨大局,兼之肤浅的政治思想内容和呆板的形式,于是正好与那些政治兴趣甚浓而艺术素养甚少的外国专家相映成趣,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可悲的、在国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轮廓。而事实上,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文学却正在文学化、艺术化,正在迅速地发展着。

  对别人的攻击至此结束。

  与我有关的是前面引出的一个概念:美文。

  母语的含义是神秘的,我其实是在很晚以后,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属于中国人中间的一支特殊血缘--因为回族是我国惟一的一个外来民族。然而一支异乡人在中国内地、在汉文明的大海中离聚浮沉,居然为自己重新选择了母语,--这个历史使我感到惊奇。在文学创作的劳动中,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写一写使用这种语言曾带给我的种种美好感受。我记得我曾经惊奇:惊奇汉语那变幻无尽的表现力和包容力,惊奇在写作劳动中自己得到的净化与改造。也可能,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感到了美文的诱惑之后,才正式滋生了一种祖国意识,才开始有了一种大人气(?)些的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

  也许一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真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魂。

  当词汇变成了泥土砖石,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筑时,汉语开始闪烁起不可思议的光。情感和心境像水一样,使一个个词汇变化了原来的印象,浸泡在一派新鲜的含义里。勇敢的突破制造了新词,牢牢地嵌上了非它不可的那个位置;深沉的体会又发掘了旧义,使最普通的常用字突然亮起了一种朴素又强烈的本质之辉。

  这决不是单讲文字,更与文字游戏无缘。这一切不仅囊括了包括情节、典型、主题在内的角角面面,而且包容着和表现着作家的全部人生体验、真知灼见和文化修养。

  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全部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倚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所以,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

  这样的美文是不可能翻译的;但是我应该放弃偏激的立论退一步说,这样的美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被翻译:那就是当彼岸的翻译者具备着同样的文学气质和修养,具备着另一种语言的美文能力,特别是具备着共同的或共鸣的理解和体验,具备着同样强烈的激动的时候,翻译或理解就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是出色的。

  而事实上太难了。

  何止国际之间,即使"同文同种"的国内也是一样,有时相互理解,即相知的困难甚至使人急得想去找个翻译。对于一种真正的美文来说,有时孤独是难免的。

  但是所以谈到孤独这个概念,还远远不是指的这些理解问题。对一种艺术或理想来说,特别是当它身上折射着某种文明在质变、民族在抉择、历史在取舍的时刻的光彩时,它不可能奢求热闹。就像尖兵在荷戟前进,就像口语在突破书面语,以及文学语言突破语法一样,所谓美文是一头突入沙漠的骆驼,永远需要一种坚忍、淡泊和孤胆的热情。

  何况,如果作品真的是那样的美文,那么作家就会在疲惫中得到安慰、自豪和激动。他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比生活更美,比自己更美,他会觉得此生因追寻过这样的作品而毫无遗憾,他在感受着自己生命的火焰渐渐黯淡的同时,也满意地看到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泼地闪跳起来。在那里活着的生命不再是微弱的和暴露的,在水帘一般透明而又难以穿透的语言背后,在真正的文学艺术的躯体内部,他觉得那生命奇异地强大了。

  还有一个自我判断的问题。纵观历史指点江山都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真的在自己的文学中寄托了一切,那么判断自己的文学就会是一件严肃而艰难的事。

  我们这一代年轻(?)作家由于历史的安排,都有过一段深入而艰辛的底层体验。由于这一点而造成的我们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也许是我们建立对自己的文学审美和判断的重要基础。换句话就是说,继国际、国内的例子之后,现在谈到的是对自己"翻译"的可能性问题。

  这个问题无法说清。也许自信是一种关键。也许理论是一种关键。我只能说确实有一些可悲而且可笑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例子存在,而且自己本人如果也是其中一员那才是最可悲和可笑的。

  而且这无异是估计未来和猜测未来;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费脑筋是没有必要的,作家的创作更重要的依据是感受。

  这又是一个沙漠。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人民和自由这两种意识做基础,我们还可以不断地体察生活、领悟历史、琢磨艺术。我想说的只是,在我只能循着命定的方式追寻我观念中的美文的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耳中总能听见人民和历史的脚步。我企图用听见的这种声音矫正自己的方向和姿势,把被动和主动调和起来。

  沙漠又并非只是苦行和灼烤。在沙漠中,不仅有绝对的驰骋的自由,而且还有美丽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就是梦,我以为梦对于一个作家是很关键的,也许梦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梦这个字眼儿在文学中已经用滥了,我讲的梦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以为,二十世纪末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了多次:梦的信念,梦的追求,乃是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青年、一个作家最最宝贵的财富。


  198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