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比人强


 





  过去爱说"形势比人强",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思吧。现在我要说"体制比人强"。如果你无意改革体制,你就要受制于这个体制。

  刘少奇是一个显例。他参与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个宪法,他自然是竭力维护这一体制的无疑。然而他在尔后的十二年岁月里并没有为宪法的实施做过认真的努力,哪怕是稍稍指出有法不依尚属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他都眼睁睁看着违法违宪、侵犯人权的种种而不置一词;甚至在1958年通过彭真之口大讲"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在1963、1964年又通过王光美搞什么《桃园经验》:最后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当中,他首当其冲地成为打击对象,所采取的方式,也正是所有他默认默许乃至大力支持过的揭发、批判、斗争,不许澄清的泼脏水,不许还口的大辩论,加上人格侮辱以至肉刑体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享受了这个体制在实行压迫和专政时所能采取的多种手段。

  这颇有一点"请君入瓮"的味道。周恩来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在某些情势下,他似乎游刃有余,应付裕如;但他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这个如来佛与其说是毛泽东的权威,不如说也正是他曾力求巩固的体制。他之所以能有转圜余地,表现出他的棋高一着之处,并不是借助于这个体制所宣告的某些民主程序,而恰恰都是借助于这个体制实际上为"人治"提供的可能,从而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以及某种程度的个人魅力,所施加的影响。包括他在文革中拼全力保护某些干部,也只是在有限范围突破了体制,而在总体上还是加强了这一体制。周恩来在整个文革中是"戴着镣铐跳舞","镣铐"者,他所不能摆脱亦不欲摆脱的体制也。

  毛泽东呢?他以亿万人之上的地位,又以在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遗产基础上营造起来的空前的个人崇拜为羽翼,应该说是权倾一时,且在一时间也真的是为所欲为,没人当面说个不字。然而,他尽管打碎了原体制的某些环节,以遂其愿,但他还是只能在体制提供的保障下来运作。最后一放难收,也还是回到原有体制的轨道上来,牺牲了他的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在他辗转病榻的最后,回归两个字,曰:"就范";就其毕生所缔造的国家体制和党的体制之范也。不知他在晚年只能与文化水平较低的年轻战士、护士们一起打发孤独和寂寞的除夕,在临终向医生垂询还有多少时间的一刻,心目中是否掠过"异化"这一个概念的影子。

  我举这几个本世纪堪称强人者为例,只是想说:体制比人强。但不是说,体制是不可改革的。

  这就使他在对待新的"反党集团"这一政敌时,选择了留有余地的做法。

  故称之为进步。这个进步也回报了他。当1964年勃列日涅夫发动政变,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以后,也没有把他投监或判刑,更没有想要肉体消灭,而只是--如我们所说的,软禁起来。

  影响所及,后来苏共解散,苏联瓦解,元首易人,虽然风波迭起,总归是非暴力倾向占了上风,没有滥捕滥杀。这归根到底,不能不多少归功于赫鲁晓夫在政治斗争中首开了比较文明的风气。当然,也要归功于苏联人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接受历史教训而远离了暴君暴民的传统。

  自然,肯定这方面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可以到此止步。不杀政敌,只是现代政治斗争的底线;而用软禁的办法取代野蛮的暗杀或明杀,是蒋介石也曾部分地(如对张学良)做到的,距离现代化民主政治,尚不可以道里计也。


  200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