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度山"外话恩仇


 





  春节后有一天,偶从电视机上拨出电影《基度山伯爵》。

  如果说,在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曾有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外国文学作品的风行,值得在什么史册上添注一笔的话,那末,到了六七十年代,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是值得一提的。那时候,在公众的书市、书架、书桌上,所有被江青谥为"封、资、修"、"名、洋、古"的文学著作,都已扫荡一空。但是解放前上海出版的蒋学模译《基度山恩仇记》四卷本,则因江青的青睐,而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不歇。

  一百年前法国的大仲马,不会想到他会在此时此地暗中走红;经济学者蒋学模教授,更是万也想不到他的本行功业全被抹煞之际,他的大名竟是随附着水手丹特斯的报仇故事而为人所知。

  江青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是因浏览国外电影而及此书,还是有谁向她推荐的?如此等等,大可不必深究。江青为什么喜欢这本书?正如她格外喜欢《飘》(旧译《乱世佳人》),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部小说和据以改编的电影,贯穿人物就是马赛水手爱德蒙·丹特斯,他被几个萧艾小人所陷害,羁押海上伊夫岛,后来越狱出来,由于意外得到一批珍宝,他借助于金钱的力量,一个一个地收拾了他的几个仇家。这样一个报仇的故事,一般认为属于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旧译《侠隐记》)等当时连载畅销、后来长久流传的通俗小说,似乎难登大雅之堂。30年代郑振铎《文学大纲》曾经点到书名,50年代以后,法国文学除了巴尔扎克得蒙圣眷外,连什么左拉、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都打入冷宫,更遑论大仲马了。只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世界文学》上发表一篇苏联文艺学家多宾论情节的提炼和展开的论文,里面以《基度山恩仇记》开头人物两两出场为例,论述小说家笔下的层次和匠心;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是大仲马此书惟一一次见诸当年报刊。而江青大约并未见到,在她有关样板戏和其他文艺问题的讲话里,谈到艺术结构,根本没涉及过大仲马。

  这也可以反证,江青爱读此书,一定另有缘由;但不像毛泽东对《红与黑》一书的观感,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记录,因此,我们只好试加猜测了。

  1966年10月,赵丹、郑君里、陈鲤庭,这三位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过来人,同时遭到抄家。后来查明,此前江青曾经对"林办"主任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一个这样处心积虑,必欲报仇的人,别有会心地爱读《基度山恩仇记》,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深奥之处。

  丹特斯要报的仇,是我们习惯所说,与"杀父之仇"对举的"夺妻之恨",加上无妄临头的牢狱之灾。虽说陷害他时找的借口,也多少与当时政治即拿破仑和反拿破仑的背景有关,但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人身迫害。丹特斯报的是个人之仇,但他是被不义之人迫害,值得同情。

  江青报仇,很难相提并论。江青迫害的人多矣,恐怕情况也各有不同。她是利用政治权力和政治动乱时机以遂其报仇心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扫清她从政道路上的障碍。如赵丹等人,其实是她早年的同事和朋友,未必有什么积怨;他们之成为江青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只是因他们对她30年代上海生涯知之甚稔,而那一段江青的行藏,恰恰是中共党内有些人反对她成为毛泽东合法配偶的理由,因此也成了她自己的心病。这些可怜的"旧雨"还够不上称为她的"仇人"。她目为"仇人",而要在文革中借机报复的,是在高层,延安时期对她的"入闱"持不同意见者首当其冲,其次便是在她深感受挫和"被压制"的心理以至心理变态下视为敌对的人。由于她的活动范围在政治权力圈中,她的"仇人"或亦可称"政敌"了吧。

  从这一点解释江青文革中之所为,也不失为一个可取的角度。

  我以为,不仅对江青,许多文革中的现象,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即所谓"官报私仇"是也。

  从共产党的正统理论来说,不主张"个人复仇",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来解决"阶级仇"和"民族恨"(而毛泽东认为民族问题归根结底也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还把"报复性"列为农民阶级之阶级性的负面表现之一。从若干党内教材和文艺作品中,也都表明个人急于报仇,往往成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行为,干扰革命大局。如《红色娘子军》剧中的女主角,就是从个人报仇出发,认识到让整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才是惟一的出路,这标志着她阶级觉悟的提高,政治上的成熟。

  然而,我们看到,革命队伍重在吸收"苦大仇深"的人入伍,即使由于"苦大仇深"而在总的革命行动中发生个人的过火行为,也往往会以"朴素的阶级感情"而取得谅解。与此相应,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把私人动机汇入革命行动,包括我们称为"官报私仇"在内。由于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发动之初总是要反"右",而不惜大量依靠"勇敢分子",且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土改、肃反,到全国执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无法律条款可依,不是按法律程序办事,其中大小掌权者的个人打击报复,夹杂在似乎光明正大的运动之中,甚至达到赤裸裸的地步,也不足为奇。在下面,不过添了些小小无名的冤死鬼;而在上面,如江青者,矛头所向就是周恩来等一干人了。中国江湖上俗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江青从30年代后期熬到60年代中期,将近三十年,才等来报仇的机会,要说韧性,也还是有一些的。她的报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实现了的,但她依靠的并非丹特斯那样是倘来的金钱,而是多少年间苦心积累的政治权力。

  中国历史上,报仇雪耻作为能够掀动千万人的文化心理,是贯串了几千年的一条线。古之宗法社会,没有阶级的概念,但报君父之仇,报家国之仇,史不绝书,且多树作英雄式的楷模;报恩的事也有,但总不如报仇之轰轰烈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千秋佳话,而所谓报恩也者,也往往与报仇有关,或是在双方仇杀中帮了弱者一把,或是帮助别人报了仇,最终得到了回馈;当然也有的是报"知遇之恩",就去替恩人卖命报仇。恩仇之间,正义或非正义的对立和转化是非常复杂的。

  鲁迅不止一次引用过乡先贤、明末王思任的一句名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在我们绍兴、山阴这个老家,一说报仇雪耻,就想到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报了仇;不过想一想他的对手中,那个伍子胥,倒也是个复仇的力行者,先是报楚平王杀父之仇,后来,他又被吴王夫差冤杀,临死则表示要挖下他的眼悬在都城东门,"以观越之入灭吴也",好看看夫差的下场,他是虽死也不忘仇家的。如此种种,恩恩仇仇的观念和实例,通过正规的训教,民间的说部和戏曲,对中国人影响至深。至今也还是武侠小说中的永恒主题。要了解中国文化,固然须知道中国人的爱,是怎样取得和实现的,尤其不可不知他们的仇恨,一般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表现和解决--化解,还是报复?

  特别是当握有权力者怀恨在心的时候,那末他们的报仇和雪耻,就会波及本不相干的人。李广一介武夫,打败仗撤职回乡,一天夜里喝了酒过霸陵亭,霸陵尉拦住他不让夜行,从人报名:"故李将军!"那小官也喝了酒,趁着酒劲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这下子大伤了李广的脸面,他是记仇的,不久,皇帝又召他出来做官,他请求带上那个霸陵尉,到军中就给斩了。霸陵尉说了一句不入耳的话,刺了李广为将遭贬、废为庶人这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故将军"认为是奇耻大辱,睚眦必报,小小尉官自然倒霉了。都说"李广难封",官运不济,倘若他封侯拜相,更不用说当上皇帝,那说不定就要搞"扩大化",把所有地方巡夜查夜的官员兵丁亭尉县尉通通杀掉了。

  希望有心人能好好研究一下仇恨和复仇、羞耻和雪耻这些观念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具体内容,以至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今天是从昨天而来,今天生活中也还留着昨天的残迹,江青自是一例,但远非孤例。


  1999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