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选情结


 





  也算怀旧吧,我想起我读的第一本毛泽东著作,是《论联合政府》,那是在1946年初,旧政协在重庆召开,一时好像有成立联合政府的一线希望。刚刚结束八年抗战,中国人多么盼望能够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啊。正在这时,看到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就说:"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他强调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实现了。"

  于是,解放区成为我们心向往之的自由的圣地。国共两党的谈判破裂了,内战的烽火燃起了,交通阻隔了,音讯断绝了。《晋察冀日报》、《群众》杂志都成了禁书禁报,只有半公开的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韩起祥的唱词、吴伯箫的散文、周而复的报告、古元的版画,让我们读后编织着有关解放区的想象。

  还有彦涵的版画《豆选》。我设身处地想象那些朴实的农民,是如何珍重小小豆粒体现为一张选票的民主权利。直到三十多年后,80年代初期,我还写了一首儿童诗,歌唱《豆选》这幅木刻;却不止是为了怀旧。

  这个"豆选情结",凝聚着当年美好的梦想,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被一位历经血与火历程的将军的回忆给击碎了。1947年9月,土改的狂潮正席卷冀东大地,他在一个小屯里亲眼看到,"一位曾为共产党效力但人缘很差的老村长,五花大绑悬吊在木杆上,他乱蹬乱踹,口嚼血沫,高喊'冤枉啊冤枉啊!'乡亲们毫不动容。他们依照古老家族的遗风,将黄豆粒扔进土台上的大瓷碗。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铳枪,老村长在凄嚎中流出五颜六色的肠子。"(《新华文摘》1990年第一期《大势》)

  这使我想起,80年代在我国中部的一个乡村里,也曾经发生过由村里干部组织村民,经过"表决"(似乎没有投票,而是举手)的程序,处死一个村民的事。

  这一切,距离《论联合政府》里给我们描绘的自由公民的民主选举,是多么遥远!自由,民主,法治,这是一个完整的现代政治结构,一幅完整的现代社会蓝图,它不会那么轻巧地实现在有悠久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土地上。

  但"豆选情结"顽固地充塞在我心里。多年不下乡了,我知道沿海地区农村大大改观,至少经济生活不复糠菜半年粮的光景了。时有农民负担太重和流氓村霸逞凶的消息,我总是寄希望于基层民主建设。农民若是没处说话,一点主也做不得,只能在上面派的干部面前当顺民,就没法改变受愚弄受压榨以至受欺凌的处境。最近看到海外归客赞扬我们村委会实行民选的文章,我也很受鼓舞。不管这一工作还存在多少缺点和不足,走出第一步就有第二步,这是对于那种认为中国人素质差、文化低,不能搞民主政治的滥调的有力回答。

  可是事情永远不会像我当年想象的那么简单。前两天报载沈阳一个村委会的选举就出了怪事。沈阳东陵长白乡下夹河村这一次是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有选民资格的村民有五百多人,但是主任、委员选票共发了六百多张;"户在人不在"的七十多人,名字都在选民榜和发选票的登记表上,而十几名有选民资格的村民却没得到选票。这里有什么内幕,不能凭空猜想,3月20日,村民已经告到法院,迟早会弄个明白吧。

  昨天的《报刊文摘》又披露,浙江丽水地区也出了两起选举事件。一件是缙云县云壶镇第十选区,选出一个全国性汽车诈骗团伙成员当县人大代表,据镇人大主席解释,曾与"有关部门"联系,此人已结案,不再追究,"再说具体犯罪情况也不了解";另一件是青田县鹤城镇一个牟取暴利的"土地贩子"当选县人大代表,因对他的查处还没执行完毕,引起土地管理部门震惊,据镇委副书记解释,此人未被剥夺政治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下面推荐,群众选举,程序合法"。

  这两个例子,从村民委员会到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带给我们一些值得思考的新问题。民主,在中国每迈出一步,都不可能不遇到权力和金钱的干扰,习惯势力和愚昧惰性的阻挠,这里有举世难免的老例,也有我们固有特色的国情。记得有一次基层选举中发生贿选的丑闻出来,还有人欢呼,中国农民知道选票能卖钱了,应视为一大进步!

  举步维艰的民主进程,不限于农村。武汉市民政局所属一家福利工厂,曾经换过七八任厂长,把厂子弄得负债累累,后来一位女厂长做了四年,扭转局面,工人平均工资从一百多元上升到六百元。但因为上级机关认为她不听话,硬给派来新厂长,工人不接受,拒之门外;职工代表会自己选举,原来的女厂长差一票就是满票当选,上级机关却不承认。至今尚在僵持中。当地一位法律界人士一针见血指出,《企业法》规定这类工厂的厂长由职代会选举产生,但又规定上级机关有权指派厂长,自相矛盾,这就是工人权益和职代会权限虽云有法却不能兑现的症结,而归根结底,是政企不分的积弊造成的恶果之一。

  我的"豆选"情结,转化成了选票情结,不过看来还是化解无日。


  199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