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牛棚杂忆》(四则录二)


 





  季羡林先生书中说: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

  空中飞鸟,已经不是自由的象征了。

  南山有网,北山有罗:公刘有诗及此。

  鹰击长空,但也有猎鹰者时时窥伺狙击呢。

  筱敏用里尔克意写"风中行走",至此可引申为"飞在空中",一方面状羽毛类之自由,同时又有不测的对自由的射击也。

  我1981年写萨格勒布等地鸟儿忘机,与人盘旋上下,作《野鸽子》一诗,末段言及有网罟箭矢子弹之虞;这一段原指保护野生和珍稀动物,防止破坏环境和生态平衡,却被编者独具慧眼地删去了。

  慧眼之外,更有慧心,即政治敏感。然则他们心目中,自有对人实行非正义的猎捕者在,且被他们认为是不可涉及的吧。

  舒婷为玉渊潭被射杀的白天鹅鸣不平的诗,自亦难逃政治嫌疑。

  其实,再一想也就想开了:为禽鸟说话之成为政治问题,不全在借鸟喻人,影射政治。列"麻雀"为四害之一,在反右之后的1958年大搞群众运动以消灭之,即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即此一端,拙作《麻雀篇》也必是"毒草"无疑了。

  季羡林先生在书中写其本欲自尽,却因红卫兵突然闯入揪斗,后遂泯灭了自杀的念头之后说:

  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拣了一条命。

  寥寥数语,大有值得深味者在焉。


  1998年11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