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化与缩小化


 





  现代汉语里所有什么什么"化"的构词方式,都是从日语引进的。而"扩大化"这个词,却来自前苏联。1956年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其中提到曾把成千上万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苏联公民加以迫害的"肃反扩大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同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长文,对此作出评论。

  在那以前,肃反扩大化的事情,在中国,30-40年代的革命根据地也发生过,但没有这样称呼。1949年后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政治运动里,都有过扩大打击面的情况,只是没叫扩大化。

  1957年到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据公布的数字,全国打击和处理了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到70年代末甄别,承认这次运动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从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上来探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是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事情。从文化心理上找一找扩大化的原因,我粗浅地认为,那就是"好大喜功"。

  一次政治运动,形同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战前动员,战地鼓动,都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任何战争都以消灭敌人为主要目标,我们更是要求"全部、彻底、全面、干净消灭之",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越多越好,此之谓战果。战士们请缨请战,斗志昂扬,"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在战场上,是不容战士们讨论炮火所向是不是真正的敌人的;即使误伤无辜,也是难以避免的,此之谓大局。战役结束,上报战果,打死打伤的敌人,就只有数字没有姓名了。然后是庆功会,表扬和奖励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最勇敢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战场上毫无疑义的事,在政治运动里复制,结果怎么样?在土地改革里,好歹有一个计算剥削量的界限,在"三反""五反"运动里,好歹有一个按照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及其他盗窃国家资财的数字定罪的界限。尽管如此,在具体执行中还会发生罪罚不当的误差;而在像反右派这样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里,一次讲话以至一句话,一本书以至一行文字,一个态度以至一个表情,据以判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据以判是非与敌我,由于缺乏可靠的量化标准,最后统统以需要打多少人的"控制数字"为依归。在政治压力下,一边倒的情势自然倾向于"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擂",这里面有被群众运动调动起来的非理性因素,也有区别于运动主持者和积极分子"好大喜功"心理的,一般随大流者屈从压力、仅以自保,"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的心理。因为如果对昨天为好人为朋友为同志为座上客今天为坏人为敌人为阶下囚的人稍稍流露同情,就是右倾,就沦为姑息包庇或同案疑犯,就有从敌我之间"两可"堕入敌人界内的危险了。

  此时此地,欲不"扩大化",岂可得乎?

  接着,1958年兴起的,首先从工农业发轫后来遍及各条战线的全面大跃进,也是用指挥打仗、指挥政治运动的办法,大造声势,形成压力。稍有怀疑,或持异议,就有"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等着,从"画乌龟"的人格侮辱到"拔白旗"的实际解决,在这裹挟一切的大潮里,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恐怕也不外前一个运动即反右派时起作用的,上则好大喜功,自欺欺人,下则明哲保身,随波逐流了。眼看着信口开河、浮夸虚报、报喜不报忧、吹牛不上税的走红了,升官了,眼看着实事求是的,不肯瞎说的挨批垮台了,眼看着一套套胡来的政令出台,然后是人祸超过天灾,导致三年大饥馑。

  回顾这个大跃进,"大放卫星","大炼钢铁",跟人民公社化标榜的"一大二公"相后先,都是突出一个大字,好大喜功,求多求快,深层心理与历来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心理相同,至少是近似;况且这本身也是一次阶级斗争,不用说反对大跃进,有所消极抵制,都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承担相应后果的。

  把一点灵感式的思维扩大为全面的结论,把对一只两只"麻雀"的解剖结果扩大为对全局形势的估计,把政敌个人扩大为集团,把党内的矛盾扩大到党外,等等;贯串在文化大革命始终的也是诸如此类的"扩大化"思维,因嫌历次政治运动解决问题不够彻底,这回要把积累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社会矛盾,一揽子加以彻底的解决,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大树特树,立竿见影地实现大地山河"一片红"。"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样的战略目标,倘非"扩大化"地甩开膀子大干,是难以竟其全功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把所有能发现的,能"预见"的,能够超前防范的敌对势力、敌对个人、敌对思想、敌对情绪、敌对态度,能打倒的打倒,能消灭的消灭,能搞臭的搞臭,使之全无立足之地,才有暂时的国泰民安。说暂时,因为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原有的主要矛盾解决了,就会有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旧的、已经打倒的力量,人还在,心不死,还会时时企图复辟。各种矛盾,各种敌人,纠缠往复,无有已时。

  卷入这样"扩大化"潮流的人们,被晓喻以相应的雄心壮志。然而无论干部或群众,除了少数纯粹或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外,都是自发地为一条唯物论的规律所支配,用一句流行的话,就是逃不脱"利益驱动"。随梆唱影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求不至被视为"异己"而失掉原来一点小小的利益,这是群众中的大多数;积极投身,追赶潮流,争当先进,不肯后人的,意在夺取红旗奖状和红旗奖状后面的东西,在作为干部所获的既得利益之上,尽可能再增铢加两。最大的悖论就是,文革中争相讲用"斗私",却只是为争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称号。公耶?私耶?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

  时移势易,事随境迁。利益驱动可以使各色人等参与"扩大化";利益驱动也会使若干人在另一种境遇里力促"缩小化"。

  放眼四望,"扩大化"的阴影并没有完全隐去,而"缩小化"却已经层出不穷。各地各级"反腐败斗争"中,千夫所指的,落网和漏网的案犯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的事所在多有,就是所谓"腐而不败"了。

  还需要举例么?还需要论证么?还需要分析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么?我想,那将贻笑于搞腐败的诸公,也会被不搞腐败但对腐败看得一清二楚的朋友讥为书呆子了。

  前文关于"扩大化"的缕述,其实也是说了些尽人皆知的话。既已写出,不再删去;一个人一生能说几句未经人道的新鲜话呢?不过,人所尽知的事实,有时也还被人否认,人所尽知的真理,有时也还被人歪曲;谎话既然可以重复千百遍,上述一些大实话也就还不妨一说再说,不算废话。


  1997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