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初的一篇妙文--夜读抄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我还记得1966年11月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也正是毛泽东主席一次又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我因被关押在名为"政训队"的黑帮队里,每天只能读到一份《人民日报》,记得关于孙中山是发了整版的长文的,没有注意是不是也跟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拉扯到一起,不是我不用心读报,盖辛亥革命的光辉已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所掩了也。

  孙中山的名字与辛亥革命不可分;没有辛亥革命,中山先生只是清廷缉捕的逃犯、党人"孙汶"而已。

  大约近十年来,有一种认为辛亥革命迟滞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见,按孙中山的办法不如当年依了康梁,据说只要别像谭嗣同那么激进,争取到慈禧的支持,一切就都好办了,中国的面貌将大为改观,中国的历史也将改写。有两位朋友在海外作"告别革命"的对话,涉及清末的一段好像就持此论。

  我生得晚了,时为辛亥革命后二十二年。辛亥革命有说成功的,有说失败的,总之是既成事实。反正那次革命后的中国好像也是一片混乱,不如人意,病急乱投医,倘能起慈禧于地下,从头试试,又何乐而不为?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所有的假设都是说说罢了。

  上一次世纪之交,中国酝酿着大变动,当时民气反映于士气,士气发之于文章,翻翻辛亥革命前各派的时论,可见一个大概。

  赫然在目者有一篇《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今天是不会有人以这样的题目做文章的吧,这篇文章却是梁启超作,署名"中国之新民",刊于1902年十一月卅日(应为旧历)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二十一期。妙题之下有妙文,妙就妙在作者不是写诙谐文字,而是郑重其事地披肝沥胆,引经据典地向在位的君主进言--光绪已经在瀛台靠边,这满篇忠谏该是说给西太后听的了吧?

  梁启超破题儿就表明他于君民之间是绝对站在君主一方面,绝对是在替君主着想的:"窃以为专制政体之毒,其害民者一,而害君主者常二:民之受害者有时而可避,君主之受害者无地而可逃;民受害而他人犹以相怜,君主受害而后世且以为快。故吾敢断言曰,专制政体之于君主,有百害而无一利。"

  下面梁启超历数了专制政体派生的十种"恶现象",指出专制政体才是几千年来的君主们"破家亡国之总根源"。照他的说法,这十恶是: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原注:如唐藩镇之类),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原注:如李林甫、卢杞之类),十曰宦寺盗柄。梁氏并以他烂熟的史料,如数家珍(?)地缕述了历代君主谱系,谁谁败亡于十种恶业中哪一种或哪几种,然后叹道:"嗟乎,论者以为专制之毒,毒百姓也;使其毒百姓,而百姓从而报复之,从而覆亡之,犹可言也,而专制者,亦可自诿为专之未甚,制之未至,苟更精其术焉,终必可以绝后患而祈永命也。而岂知报复之、覆亡之者,不在其所贱而在其所亲,不在其所敌而在其所爱。……嗟夫!当一霸者之初起也,莫不汲汲焉思所以保我子孙,巩我主权,帝王万世,传诸无穷,其所以惩前代之失而救其弊者,亦云瘁矣;乃或防一弊,而他弊即起于所备之外,又或防之愈甚,而其末流之为毒愈烈。"梁启超进而指出,自秦以来历史上的君主,包括所谓正统的和僭窃的,"不得其死者十之一焉,被废而幽者亦十而一焉","专制君主之子孙,其有能经三百年不经絷缚割屠戮菹醢之惨者乎?"说到酸鼻寒心处,真是耿耿此心,天日可鉴。

  梁氏设想,专制政体既然为害君主如此,或许另有大利可以跟所害相抵,那末冒险趋之也就无足怪了,他自问自答说,"专制政体之利君主者有二:其一则意欲上之自由,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作威作福,颐指气使,所谓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其二则躯壳上之自由,玉食万方,便嬖满前,宫妾数千,穷奢极乐,所谓非以一人治天下,实以天下奉一人也。"但是,梁氏把中国两千年来君主的掌权情况分为四种,证明能按头一条如愿以偿实行"完全圆满之专制"的没几个人:"第一,有全权亲裁万机,毫不被掣肘于他人者,凡得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汉高祖(下略)……第二,其权力虽不如第一种之强盛,而承继先业,继体守文,亦不甚被掣肘于人者,凡得十二人……第三,初时行其全权,或穷奢极欲自奉一人,或穷凶极暴震栗天下,后卒身危国削身弑国亡者,凡得十一人……第四,则不能自有其全权,或委政于母后,或委政于外戚,或委政于权臣、佥壬、宦寺,虽其间安危异数,荣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荣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专制权则一也。由此言之,君主千数,而能真行专政权者不过此三四十人,其因此而酿弑亡之祸者,尚三之一焉。"以致梁启超先生竟认为大部分君主所受的困厄苦难不自由,"有甚于吾辈小民十倍者"。论"专制政体于君主有百害而无一利",论到这个份儿上,也就至矣尽矣,世之君主若还不醒悟,幡然放弃专制制度,也就真是顽固不化,对不起先生的苦口婆心了。

  但梁启超先生的苦口婆心又继之以危言耸听,他说:"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为君主者,当视专制政体为一己之私仇。彼其毒种盘踞于我本群者,虽已数千年,合上下而敌之仇之,则未有不能去者也。虽然,若君主及君主之私人而不肯仇彼焉,从而爱惜之,增长之,则他日受毒最烈者,不在国民而在君主之私人也。"

  不过,梁先生给当时的君主们开的所谓治本的药方,乃是英国式、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当时既不得售,今天说来更大违国情,兹从略。

  并称康梁的另一位,南海康有为先生,把《法国革命记》进呈光绪皇帝的时候,强调在大革命中"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翁,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的惨状,痛陈惟有变法才能避免这一切可怕的事情发生,结果报应还没落到清朝君主身上,"奔走流离,散逃异国"的命运倒先降临康梁头顶,谭嗣同等六君子则陈尸菜市口矣。梁启超在变法失败以后的1902年所仍然坚持的思路,与康有为上述避免革命以救皇室的论调是一致的。

  然而,辛亥革命发生了。怪孙中山激进吗?在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交叉点上,在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交互作用的形势下,辛亥革命是否不可避免?辛亥革命在当时是不是算得上"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是要历史学家来回答的问题。在此只是记下世纪之初的一篇妙文--作者无意于幽默,但今人读来却觉得有一种啼笑皆非的苦涩之感;也许庄谐之间恰恰表明中国百年来一点可怜的进步吧?


  1996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