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第一个思想犯--李贽传》


 





  汉初的大功臣、绛侯周勃,曾经统帅百万雄兵,后来被诬谋反系狱,他说:这一回才知道狱吏的尊贵了!

  这一句中国的千古名言,至痛,亦至切。

  狱吏尊贵,正所以见囚徒的卑贱也。

  扩大来说,官吏尊贵,正所以见一般民人的卑贱也。

  从秦以降,中国就是一个"以吏为师"的国家。吏者,当然不限于狱吏;然而,对于在押的囚徒来说,狱吏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代表,也是"政教合一"的皇权统治的直接的实际执行人。明末的学者李贽一旦成了"思想犯",捉将官里去,也就归狱吏"管教"着了。

  这个政教合一,也就是所谓"法统"和"道统"的合一。李贽,在我们今天看来,他反对假道学,其实还是维护真道学的,他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也只是反对把孔子门生的传述当做教条;但就是这样,已经大逆不道了,竟敢触犯权威,自是向道统挑战。那时候还没有"把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政策,加上他口出狂言,公然以"异端"自居,这还了得!于是,不客气,即以反革命煽动或曰危害国家安全论罪,当时的话叫做"敢倡乱道,惑世诬民"!

  明王朝统治者给李贽定罪,也要打出"民"的旗号,他们是何等爱护平民百姓的思想纯洁性,以防异端的污染啊!说"也要",是说并非自明代始。贾谊谓秦始皇"废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而当年秦始皇在大举坑儒之前,也是说"吾使人廉问(侦讯),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可见,在秦皇那里,百家之言就是"妖言",而要使黔首不"乱",只有使之愚昧才行了。贾谊如生在秦皇治下,也必是思想犯无疑;即使不说,固难逃"腹诽"之罪,何况多嘴说出,动笔写出,那末"言就是行",不但是所谓思想犯,也是犯"恶毒攻击"罪的政治犯了。按照中国的道统,据说本来是尊老尚齿的,但李贽以古稀高龄,一成叛逆,且不免于缧绁之灾,桎梏之辱,更不用说贾谊这样以年轻而知名的读书人了。口头上拿宽仁厚德装门面,骨子里则以暴力严刑相威慑:这就叫外儒内法。

  异端或准异端或假想的异端之不能见容,正所以见统治者政治霸权、思想霸权和话语霸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在秦始皇还没有一统六国之前,就有人预言:"诚使秦皇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果然让他不幸而言中。虏,就是奴隶;黔首,其实也都是奴隶,因为他们匍匐在下,从上面俯瞰,一片黑乌乌的头发,才呼为黔首。作为大奴隶主的皇权统治者,为了让黔首们好生听从使唤,自称是在"牧民",把愚氓驯化成"会说话的牲畜",他们也有分析,区别对待:其中死心塌地的奴才,要嘉奖;不甘为奴的觉醒者和反抗者,要镇压;而对从统治的营垒中掉头出来以至反戈一击的人们,则必得诛杀之而后快。李贽就是这样的靶子,他自命异端,敢倡"邪说",扑而灭之,便可让普天之下的臣民都信服皇家的"正说",完成同样是大一统的精神控制,亦期维系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于万岁千秋。

  等因奉此,李贽之死是活该的。

  当大吏、长吏,案牍小吏,全都在超稳定的权力结构中成为各自范围的狱吏时,则监狱以外的"黔首"、"黎民"、"百姓"、"愚氓"也就都成了假释或候补的囚徒。铁窗内外,一步之隔,有错抓的,没错放的,凡此乃是专制政制的题中必有之义。"百代都行秦政制",偶语可致弃市,何况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何况李贽公然指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今天骂古时的君相圣贤,骂当下的官僚学阀,明天难保不会骂当今的皇帝及其他权力者,即使为了预防,也得收押治罪,叫思想犯,叫政治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肉体消灭,最是理想,留一口气,则须折磨,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磨得发疯,概不负责,逼得自尽,正中"上怀",然后将他的言论封杀,妄加传播者同罪,雷厉风行地"肃清流毒"。李贽熟读经史,自然有见于此,早就把他自己的著作命名《焚书》、《藏书》了。

  我从前只知卓吾先生李贽其名,真正翻看他的著作,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间。中华书局配合"评法批儒",重印了先生的书。因他"批"过"儒",竟把他当做"法家"捧出来了。这个历史的误会,倘李夫子再世,也会啼笑皆非的。不过感谢这一误会,使李贽著作得到一次小小的普及机会。那时我投闲置散,常常踅到广播局六楼资料室的书库里去"立雪";不但读李贽,也读普列汉诺夫,与这些谢幕多年的中外古人悄悄对话,倒也颇不寂寞了。

  那时还开始译介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发展史》。我不免从中国科学和技术的落后,想到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三千年的停滞。读到李贽,思前想后,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当一个社会要把有良知的、肯思考的读书人(以至突破禁区搞一点"奇技淫巧"的工匠)都"投畀豺虎"的时候,禄蠹和书蠹成为上流社会主流,而平民百姓缺少一个普遍的启蒙,只能眼睁睁看着西门庆、应伯爵之流横行市井,但求苟全性命于乱世或准乱世的时候,还能期望人文与科学在这片土壤上有多好的命运吗?

  连李贽都不能见容的中国,是出不了笛卡儿、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也出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话讲远了,扯回来。我们比李贽晚生四五百年,又加上他身后几百年的中外历史可做我们认识世界的参照。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我们应该有比李贽更大一点的言论空间和生存空间,这是毫无疑义的。

  1999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