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生文集》序


 





  面对孙越生先生这部书的校样,不禁百感交集。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欣慰。

  80年代初,王亚南教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时,是他的学生孙越生写了序言,此书在1948年初版付梓前,就是由越生用毛笔过录了一遍。半个世纪之后,越生的书,其中包括他的心血之作《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竟只能由我,一个在他生前并不曾读过他这一主要著作的外行人来写序,难道还不可悲么?

  关于官僚政治的研究,像政治学的广大领域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不言自明的禁区,越生虽是专心致志,倾注全力于此,也只能在谋衣谋食之馀,燃膏继晷地进行,我想这多少损毁了他的健康。然而,除了在1988年有几个片断得以发表以外,只能束之书柜。现在不断有人提倡做学问须坐得"冷板凳";以孙越生为例,他之能坐得冷板凳,其实是因为有一腔滚沸的热血;而他的来自历史面向现实的研究成果所遭的冷遇,乃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

  越生像一切勤奋而诚恳的劳动者一样,十分珍视自己的劳动。他的散文集《历史的踌蹰》和诗画配《干校心踪》出版问世,他是很高兴的;不过他最关心也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关于官僚主义的书稿。在他久病最后入住医院之前,也许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特地殷殷嘱咐了妻子孙明。我们现在知道,这部关于官僚主义的研究,早在1989年5月1日就写定了《起源论》和《元模式论》及后记,准备出版,后遂一搁近十年;而他原计划续写的第三篇《形态论》也只剩下草稿。

  鲁迅曾说,拿着故人的遗稿,就像手里攥着一把火。至如孙越生这部几未示人的著作,我以为其实是这位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者留给祖国、留给世界、留给同代人和后人的一份呕心沥血的遗嘱。越生去世已经一年了。有机会通过出版,使之结束秘而不宣的状态,让人们知道著者生前曾经在中外古今的历史和现实中,对官僚主义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老弊病,做了怎样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掘进,这是令亲人和朋友欣慰,也可告慰逝者和他所念念于怀的"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的。

  我这个先睹为快的读者,于欣慰之中,油然生感激之情。我还不属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之列,而我在1957年所获的罪名,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从那以后,官僚主义问题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政权、政制是什么样的关系?二十年上下求索,不得其门。权威著述语焉不详,民间著述几不可得。直到改正我的右派结论时,这个问题犹如在五里雾中。

  记得1952年发起的"三反"运动,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项内容,可见贪污与浪费单列,不算是官僚主义;那前后在山东等地基层还同时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可见强迫命令也没有纳入官僚主义。习以为常的说法:官僚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的产物,到了共产党执政后,就没有了官僚主义的温床,有的只是官僚主义微尘,因此需要洗手洗脸;至多是官僚主义的细菌,会感染"我们的肌体",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与官僚主义不相容的,"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以至最终要战胜官僚主义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接着在世界范围展开一场大讨论,其中涉及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直到中苏决裂后的论战文章中,中方一直把大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产生官僚主义的观点,指责为修正主义。

  回忆我和一些与我相似的朋友,在1956年前后之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其实是在一个浅层次上立论的,而且基本上沿袭当时的宣传口径,主要针对的不是体制的官僚主义,而是个人的官僚主义,而且大体上限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当时见诸报刊的这方面的文字,包括我写的在内,所谓官僚主义,多数往往是指革命意志衰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所谓"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一类,实际上远未触及某些"进攻型"的官僚主义的皮毛。究竟是当时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呢,还是自以为全力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我们认识落后于实际呢?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57年夏天反右派正式开始前不久,周扬通过《中国青年报》召集了几个青年作者,到中宣部座谈;他最后的发言我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他说:"你们有些人在作品里要反官僚主义,你们见过什么官僚主义!"我自问所见者窄,也许我真是没有见识过像样的官僚主义,甚或我目为官僚主义的,其实还算不上官僚主义?但周扬也没说他见过的官僚主义,比我们所见更标准、更典型的官僚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他后来谈异化是对这个问题的间接回答,但围绕异化问题的争论很快又成禁区,我却落了个一头雾水依旧。

  孙越生文集中关于官僚主义的有关论述部分,我认为是继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后,我所见到的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义论",视野更加开阔,来龙去脉分明,特别是对一些长期流行的观点的指谬,不留情面,证诸实践,显示了理论的、逻辑的力量。如果将来建立"官僚主义学",这将可视为奠基之作。

  我感谢孙越生先生,若不是他在这里的点拨,则我虽膺"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的罪名,却并不知官僚主义为何物,很对不起为此负罪的自己,也对不起就此整我的人了。

  矿产在地下,则野蛮开采,文物在地下,则竞相盗掘:此中有"合法户",也有非法户,有"群众",也有干部。于物质的资源趋之若鹜,于精神的资源弃若敝屣;有形的古董值钱,出土而掠夺之,思想无形且不值钱,眼睁睁任其埋没。言念及此,心中又不免浮起一片悲哀,夹杂了没有着落的忧虑。


  199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二十周年之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