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传


 





  我眼前这四本传记,传主都是史学家。区别只在两本是自述(何兹全、傅振伦),两本是家人、弟子撰述(顾颉刚、谭其骧)。我想,这一套丛书续出时当不限于史学家,但以他们的传记打头,当做示范,是亮出"真实"这一标杆:绝对不是纯属虚构的小说,也不是虚实相间的"纪实文学",更不是以"戏说"为能事的通俗读物。

  黄仁宇先生,熟悉中国的纪传体,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就聪明地选择了五位历史人物,写出了那一年其实不止那一年的历史面貌。不管对他这本书怎么评价,不能不承认他抓住了历史的头绪。历史这出戏是由人扮演的,离开人的活动,甚至离开某些关键人物的具体言行,性格、际遇的细节,就无法对历史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巴比塞《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通过斯大林写苏联,又通过苏联突出斯大林。问题不在于他的写法,而是材料的取舍趋于一偏;也许不是有意的取舍,是占有材料的局限。

  为什么在苏联存在的一个长时期,却不能真切地了解苏联的历史?因为只有一本《联共(布)党史》,还是典型的"以论(点)代史(料)",甚至干脆掩盖真相,伪造历史。近年历史档案解密,私家著述也得以问世,于是我们看到了有关当时苏联内部斗争的更加翔实的材料。不但斯大林,而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较近真实的个人传记,合而观之,他们之间,那前后左右的历史纠葛,也就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了。

  在某种意义上,个人的传记是整体历史书写的基础。正如个人的记忆形成集体的社会的记忆一样;完全背离了大多数个人记忆的所谓"集体的记忆",就有伪造之嫌了。

  我们不但渴望了解我们民族的久远的过去,更希望了解刚刚过去不久的昨天和前天的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儿"。

  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之作。如果没有《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以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书,我们对1959年那个重大的转折,能知道多少呢?然而在当代的这类作品中,也是良莠不齐,真伪混杂。有一个著名人物以日记相标榜,买来却让人大失所望;我们并不是以猎奇的态度追求秘闻,但如果一个人的日记同当时的报刊如出一辙,不但今天没有出版的价值,当时似乎也大可不必费事去抄报纸了。

  以前是权力的干预,现在加上市场的作用,还有利益集团、亲友子女的为贤者讳,所以尽管不鲜史传之类的出版,但也正像其他领域一样,假冒伪劣在所难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货色,叫它伪传记伪回忆录也罢,叫它羼了假兑了水的什么也罢,总之是淆乱视听。有一本关于汪精卫的东西,里面杜撰了一首四句头,狗屁不通,押韵而已,偏要说是汪的绝命诗,许多报纸纷纷摘转,史学家们自然一眼看穿,置之不理,可一般读者不能看破机关,就会信以为真,以为汪精卫就写那样的诗,从而把当前某些人写的狗屁不通的东西,也称之为诗了。

  话说回来,像这四位学者的传记,不仅让人看到他们的学术道路,更让人看到他们的人生命运。不仅通过他们看到1949年前与1949年后史学界的风云鳞爪,而且整个学术界,以至知识界这些年共同走过的道路,直路与弯路,也经由这几位传主的个案,一一显示出来;过眼沧桑,令人不胜感喟。但又不只是为了感喟。最近黄裳先生在评论李辉文集时,从李辉采访周扬或敌或友或亲或疏的几十位社会人士的记录,称许他下了扎实的功夫,而以一部《周扬传》相期;同时,他又希望李辉在对现代文学若干关键人物作了个别攻坚之后,能够着手新的文学史的写作。我认为,这几位史学家的传记,也为现代中国史学史的改写做了准备。

  这一套传记丛书,名为"往事与沉思"很好。没有沉思,则往事不过是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断,不过是寄托些忆旧怀人的苍老的感伤。中国虽说历来文史不分家,但这一丛书的品格更近于史。何兹全先生关于肃反时揭发两个老友的交代,关于他与赵光贤教授的芥蒂和他的歉疚,使我们感到,这是作者晚年回首前尘,严肃命笔,这不但是历史学家,也该是任何人面对历史的态度。

  历史面前人人平等。传记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第三个还是真实。弄虚作假的史传之作,本意在欺世盗名,最终将被历史所嘲弄。


  1998年4月28日

  (《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顾潮著《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葛剑雄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何兹全著《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傅振伦著《蒲梢沦桑·九十忆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