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自由


 





  在谈论这个关乎文学的生命的题目之前,按照小说家的习惯,我先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绝非虚构,而是我自己。

  在写作之前,我从事绘画。那时我读过大量的书,但从未想过进入文学。我对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现心灵。但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愿望的只能是命运。

  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我的一切--从现实到理想全部被摧毁。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发生恶性的骤变。我不能再画画,因为那时任何个性的艺术活动,都会成为飞来横祸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谈论的题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年深冬的一天,一个大风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门。原来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文革"开始后,他在牛棚里被关了半年,昨天才放出来;他的脑袋像干瘪下来的果子,完全变了模样。在这半年里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学生。天天逼他交待"反动思想",拷打用刑自不必说,最残酷的一招是监视他的梦话。由于那些整他最厉害的几个学生偏偏都是平日与他最贴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说梦话的习惯。他们每天夜里轮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着后将梦话记录下来,白天再追问这些不知所云的梦话的"反动动机"。搞得他不敢睡觉,最后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身体彻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里的烟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极。忽然他瞪红的眼穿透浓浓的烟雾直视着我说:

  "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如果总这样下去不变,等咱们都死了,还不是靠着后来的作家瞎编?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写下来?当然这么干太危险,万一被发现就要掉脑袋,可是这对于将来的人总有意义……"

  就这样,我拿起笔开始了我的写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现实、把周围的人的故事如实地记下来。当然我必须绝对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这些会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块上,然后藏起来。比如砖底、墙缝、烟囱孔、衣柜的夹板等等自认为隐蔽的地方。或者一张张用糨糊粘起来,外边贴上毛主席的语录或"文革"宣传画挂在墙上。但藏东西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这些地方最不可靠。于是,在这些年里,我一边写一边把藏起来的纸块找出来再藏。有一天,我参加一个公判大会。被枪毙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因为秘密地写了一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小说。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后将那些埋藏在各处的纸块尽可能地找出来,撕成碎末,在厕所里冲掉。只将极少最重要的用油纸包好,塞进自行车的车管里。此后我开始又担心我的车丢掉。

  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中国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废墟时,我竟发现不少那次没有处理干净的纸块,正当我害怕别人也会发现这种可怕的纸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你们一定认为我会说,我从此写作自由了。我要说的恰恰不是这个。我要从这里谈谈我对写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经历有点奇特。因为我是在写作自由等于零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不但没有读者,反而像犯罪那样怕被人看到。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纪德,安德烈叶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势力所强制,不服从任何人的意志,也没有丝毫商业目的。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我的环境充满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

  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

  比如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泯灭精神的自由。专制是写作面前的一堵墙,市场却在我们四周布满诱惑的歧途。因为,市场要把你的每个字物化,还要随意在你心灵中寻找卖点,一句话,它无时无刻地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

  可怕的是我们的文字必须进入市场。写作的自由受到极大的威胁与困扰,而且在消费社会里这威胁又是不可改变的,永远存在的。我们是不是已经感到,只有放弃这种写作的自由才是最容易的?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键,更加不决定于外部环境和外部条件,而取决于我们自己。

  从广义上说,外部环境从来不会是充分自由的,充分的自由只能保持在我们的写作中。

  因此,我想说--在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到自由的写作,那一定也是在捍卫着写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