鳞与爪


 





  一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刚刚举家从新疆迁移回北京,临时住的地点离故宫护城河很近,晚饭后我常常沿着护城河散步。垂柳、角楼,劳动人民文化宫与公园后门,种种亲切和美丽使我陶醉感叹。

  我几次看到四个(也许是三个?已经到了再不敢吹"记忆力"的年龄了)青年弹着吉他靠在河堤上唱歌。我觉得惊讶、羡慕、疑惑,甚至有点紧张。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在街头弹那个资产阶级--至少不是无产阶级--的乐器呢?自己玩就玩吧,何必跑到大街上呢?三四个人一起弹吉他,不是有点闲荡、有点不务正业吗?三四个人算不算聚众呢?惹得许多行人、骑自行车者停下来看,多出风头,多不好意思!许多人还吃不饱饭呢,他们却吃饱了撑得弹上吉他了。北京,北京,毕竟是北京啊!他们是不是有点可疑呢?需要不需要给他们一点劝告乃至监视呢?

  我是带着一种陌生感、一种不安、一种窃窃的喜悦来看这四个人的。觉得看多了不太方便也不太礼貌,每次看上几眼便迈步走过去。却也想,"四人帮"毕竟是倒台了啊。

  一晃,时已八年。弹吉他的年轻人,你们过得可好?

  二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已经是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一片将死未死的萧条景象。这时,在我居住的一条小胡同里,出现了一个挎着篮子卖杂货的老头(依我当时的年龄和眼光认为的老头,也许他不过才四十岁)。老头用洪亮而又甜美,应该说是软软的、嗲嗲的声音吆喝:"油炸花生米!老腌鸡子!"

  除了炸花生米与煮好的咸鸡蛋,几乎没有别的商品。他见了谁都笑容可掬,见了小孩子马上用讲故事的声调说:"跟妈妈要点钱,买花生米吃!甭提多香了!"

  果然有小孩子回家去又出来了,买了花生米。他给花生米应该说是相当"抠门儿"的,但态度实在和气。如果小孩子抱怨花生米给得少,他就会慈祥地说:"小少爷!您看我这花生米多干净!多油分!多个儿大!"确实,不论花生米还是鸡蛋,都干净极了。

  一个月以后,老头从挎篮子变成了挑挑子,花生米从油炸发展到既有油炸又有水煮,鸡蛋从老腌发展到既有咸蛋又有茶蛋,还增加了瓜子、绿豆糕和炸油饼。

  两个多月以后,他改成了推车,一辆崭新的售货车,以熟食为主,兼营白干酒。他仍然那样款款地、无腔无调却又多情地吆喝着:"花生米!老腌鸡子!白干酒!"

  不像那些具有悠久的从业历史的小贩,那些人吆喝得出花儿来,称得上是婉转入云。他的吆喝只是大声说话罢了。他有很好的音量与音色,只是没有旋律,"无调性"。

  然而他的"白干酒"三个字足以使每个酒徒泪下,传达出了生活的艰难、酒的苦辣温馨、小贩的效劳之情。

  他越是笑得甜你就越觉得他走得辛苦、卖得辛苦。如果你在这样美丽的笑容与动情的吆喝声中扬长而过,无动于衷,那简直是铁石心肠,罪过!

  待到解放前夕,他已经开起了一座两间门脸的小铺,俨然食品杂货店的掌柜了。

  以后我就顾不上再想他再看他。五十年代后期,我去这个小铺子买过一次东西。已经公私合营了,他穿着干部服,胖得出奇,没有吆喝,只有习惯性的微笑。

  不久便听说他已病逝。

  我始终觉得他的小小的发家史是一个难以思议的奇迹。

  三

  五十年代,我有几次机会去山西太原。在规整美丽的海子边公园附近,我吃过几次刀削面。很大的一个饭馆,从来都坐得满满的。山西的刀削面是驰名的,但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专卖面的馆子了,不知道是由于人们的口味与"消费档次"已经提高还是由于利润指标的提高。反正那个时候,海子边公园近旁的海子边饭馆里,坐着的都是吃三棱形劲道利落的刀削面的。

  给人的印象比面条还深的是一位服务员。矮矮的个子,留着平头,椭圆形的头脸,一脸孩子气的笑容,只是眼角皱纹透露出他已经并不年轻。他一只手端三碗、两只手端着六大碗面,你没准觉得面的体积和重量已经超过了他本人。他是奔跑着来为顾客上面的,又奔跑着去算账。那时候都是先吃饭后交钱,不像现在的饭馆,不但要先开票付款,而且要为每一个瘪三样的塑料杯子交押金。人心何其不古了啊!

  同店还有几个女服务员,但大家都喜欢招呼这位小个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笑容,因为他跑得快、账也算得快,一口清,声音洪亮。你一眼望去就可以认定他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他是一个快乐的,甚至有几分得意的服务员,于是大家都叫他。他从这桌跑到那桌,从店堂跑到后厨,再从后厨跑到店堂。他满场飞,他满场飞跑着端面、拾掇餐具、擦桌子、摆碗筷、算钱、收钱、找钱,像一阵风,像是在跳舞,像在舞台上表演。所有的顾客都把目光投向他,欣赏着他的精力、热情与效率,满意地发出会心的微笑。

  工作,本来是可以这样的啊!

  几十年过去了,再没有碰到过第二个这样工作的服务员。海子边饭馆和全国各地的各个饭馆一样,面貌一新。而我,对碰到这样的服务员却似乎愈来愈没有信心了。

  四

  目光,世界上没有比目光更有力量而又更费解的了。

  在欢呼雀跃的场面里我看到呆木茫然的目光。在庄重深沉的嗓音后面我看到过傲慢而又闪烁的目光。当然也有谦卑后面的坚毅的目光,玩笑后面的大有深意的目光。

  目光比人还难作假。

  今年四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参加了一次在京都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由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常务理事司马辽太郎主持。会上有一位身材苗条的老太太来见我,她长着一头黑发--也许是染过的。她和我握手,笑着,注视着我说:"战争时候,我在华北。"她的汉语说得很慢。"华北"两个字说得非常沉重。我马上想起了我的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童年经历,想起"华北"在日本侵华史上的特有的含义。老太太继续笑着,说不清是苦笑还是喜笑。而她的眼睛那样深深地、深深地注视着我。惭愧,痛苦,留恋,感慨,友好,认错……我说不清,而她的"华北"两个字一下子复活了我的多少尘封已久的记忆!谁知道那一刻我的目光又有多少变化和流露呢?

  我永远忘不了这位纤瘦的老人的目光。我甚至觉得,大老远的来一趟日本,我就是为了看看这百感交集、感从中来的目光。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