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


 





  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我动身从澳大利亚回国的前一天,是这次访问的高潮。按照日程,这天上午,我将到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家中拜访。然后往谒亨利·劳森之墓。下午参观悉尼艺术馆,晚上在悉尼歌剧院晚餐,有梅卓琳、考斯蒂根夫妇、基尼利夫妇和瑙玛同席。饭后在歌剧院观看现代芭蕾舞。

  "太丰富了。"我赞叹。

  "你会累坏的。"瑙玛说,"吃药吧,加倍!"相处了快一个月,我们几乎知道了彼此的全部习惯。

  我们从瑙玛的住处莫斯曼湾乘船往悉尼市中心,海面波光粼粼,白鸥点点。岸上绿树丛中,隐约露出红白两色的房屋。初到悉尼时下榻的小旅馆,在山坡上显露着它那一角招牌。我想起旅馆中在红玻璃杯里燃烧的蜡烛,照着绘在天花板上的港湾。刚来时欣喜兴奋的心情,这时已换作依依惜别了。

  船转了方向,这一带海湾看不见了。两岸仍是绿树。五月份,澳洲正是深秋,也许因为树的种类不同,此时反不如前几天在墨尔本和堪培拉感到的秋色浓和秋意重。

  在市中心办了些琐事,即驱车前往怀特家。在车上,瑙玛忽然说:"听着,亲爱的,"她常这样叫我,"你可能一人去见怀特先生,因为我想他大概不会让我进门。""怎么会呢?我们两人一起去。"我有些奇怪。一面想起一路听到的关于怀特的传说。都说他宣布隐居,谢绝访问。途经墨尔本时,一家报纸重新发表了两年前一位美国导演对他的访问记,编者按语说这是罕有的,特地重新发表。人们知道我的日程中列有访问怀特,都颇为惊讶。其实这很简单,只因我是中国人。

  "如果他不让我进门,我就在街上等你。"瑙玛又说。我摇头。我直觉地感到怀特先生一定会欢迎她,就像欢迎我一样。

  我们准时到达怀特家门。那是一座小楼。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小坡本身便是花园。我们自己推开木栅门,循着两边长满各种植物的小径,到了屋门前。忽然一阵狗吠,只见另一侧的铁栅门内,好几只大狗对着我们乱叫,但它们的神情并不凶恶。"它们表示欢迎。"瑙玛幽默地说。

  我们按了电铃,门立即开了。我一眼便认出,站在我们面前的便是怀特本人。他身材高大,比照片上瘦一些,嘴角显出文学家的敏感,眼睛透露着哲学家的睿智和聪明。他也许不能说像,却使我想起歌德那敏感而聪明的脸。他立即欢迎我。瑙玛站在门边,问道:"我可以进来吗?"

  "哦,当然了。"怀特显然没有考虑过让她等在门外。我胜利地向她微笑。

  我们进屋,落座。怀特端茶时,我和瑙玛打量着墙上的两幅大画,都是抽象派的,圈圈点点,曲线直线,不知所云。我很想问问画的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住了。

  我知道怀特不喜欢新闻记者采访。我自己很尊重记者的劳动,因为每个人都要看报,读新闻。但这时我不想把自己放在采访的位置提问。我们的会见只是一个中国中年作家对一位澳大利亚老作家的友好拜望,只是见见面,谈谈天。怀特的接待恰也是这样。他亲切友好,随便家常。大家处在无拘束的亲切的气氛中,瑙玛和我都很高兴。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很愿意去看看。"怀特说,"但是我太老了。"

  瑙玛和我同声抗议,一致说他并不老,他一九一二年生,今年六十九岁。

  "我的日子不多了,"他说,"老实说活多久我并不在乎。"

  "你可以只到一个地方看看。"瑙玛说。

  "如果去,我就要到许多地方。"他微笑。

  我告诉他,他的书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并把随身带的一本外国语学院出的《外国文学》送给他,那是澳大利亚文学专号,上面有《人类之树》的前四章。

  《人类之树》描写澳大利亚人开发澳洲的艰辛过程。有澳洲"创世纪"之称。我亲眼见到澳大利亚丛莽风光之后,才更体会这本书所形象地表现的澳大利亚历史,也更了解书中关于人类开发自然的深刻感受。我们谈到我的旅行,也谈到澳洲的自然景色,那是使人难忘的。

  "便是这景色使我回来。"怀特说。

  这便是怀特之所以为怀特。有些澳大利亚作家成名后便远离故乡,定居国外。如莫里斯·魏斯特(MorrisWest)在意大利,《荆棘鸟》的作者科林·麦克劳(ColleenMeCullough)发财后定居美国。我在阿得雷德见到一位青年女作家,出版了六部小说后即要迁居墨西哥。但是怀特回来了,因为澳洲是他的家乡。我想,比起一般人,作家是更需要祖国的土壤的,是更需要民族的后盾,更需要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哺育的。

  话题转到前天我们看的电影《苔丝》。我和瑙玛从澳洲黄金海岸的兰噶塔飞到悉尼,一下飞机,把箱子藏在杂物室内,就直奔电影院,兴致勃勃地在六部电影中选了《苔丝》。我以为那电影很忠实于原著,对得起我爱好的哈代。

  "我也该看看这电影,"怀特说,"只是改编文学作品的电影常使我失望。亲眼见的形象总不大像读书后自己脑海中的形象。"

  对极了。我也有这种想法。尤其是自己最偏爱、最熟悉的作品,最不容易满意。对中国人来说,红楼人物的扮演,大概是最难的了。视觉艺术太实了,很难满足心灵的想象。

  也许这就是电影、电视不能代替文学的一个原因?

  我们又谈到文学的使命。我在介绍中国当代小说时用了《明镜和号角》这个题目。怀特也认为文学作品应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而不是偏废。"但是文学作品不能成为宣传品。"他加了一句。

  这时马诺利·拉斯卡里斯(ManolyLascaris)先生走了进来。他是怀特的朋友和陪伴,已经四十年了。《人类之树》便是送给他的。他身材不高,肤色较深,也很亲切。怀特斟茶时说这是为招待我而选的中国茶,问我究竟是什么茶,我可说不出。他又抱来一只哈巴狗,据说也是中国的。狗对着瑙玛和我汪汪大叫,吵个不停。我们还漫步到后院和前廊。后院除了狗以外,还有盆栽的各种花木,其中有一盆是豌豆尖,原来怀特先生也爱吃豌豆尖!这盆绿色的蔬菜使我感到分外亲切。记得小时在昆明,家门前方桌面大的一块地上,种满嫩绿的豌豆尖。那绿色给我憧憬和希望,现在的绿色却使我念及往事,将来若再相逢,就又会有另一层回忆了。前廊上吊着一个盆子,拉斯卡里斯说,他就在这里喂鸟,每天两次。各种鸟都来,也有白鹦鹉。怀特的小说《白鹦鹉》中饲鸟的描写,大概便是从这里来的吧。

  我为怀特照相,瑙玛为怀特和我一起照相。照相时他特地把那只中国哈巴狗抱在手中。遗憾的是,回国后照相馆冲洗胶片时不知道是彩色胶卷,结果连黑白的也洗不出了。我只好安慰自己,我不需要那视觉的限制!好在怀特送我的两本书平安随我到了家。一本是《沃斯》,讲的是一八四五年沃斯这个人首次横越澳洲大陆的故事。怀特说这是大家喜欢的书,装潢也好;另一本是《坚实的祭坛》,装潢普通,是企鹅出版社出的。怀特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这书讲的是一对孪生兄弟的故事。他们从小到大,永不分离,分享着相同的一切,但只有对事物的观点不同。哥哥很聪明,看见了一切,却不理解;弟弟是傻瓜,懒得观察什么,却懂得了人生。

  我送给怀特一张篆文,写的是"道可道,非常道"那一段。听说他对道教有兴趣,这时却无时间多谈了。车来了。他陪我们走下花园,直到木栅门外。他的步履虽不龙钟,也毕竟有些老态。我们握手告别,一再希望再见。我真心相信我们会再见的,在中国,或者在澳大利亚。

  在驶往悉尼墓地的途中,我和瑙玛很少说话。我在想着从劳森到怀特的澳大利亚文学。这两位创造澳大利亚文学的人经历不同,风格迥异。劳森文章的朴素的美诉诸人的心灵,怀特的复杂的心理描写不只使人感,也使人思。他那有些神秘主义的色彩又是怎样不同于劳森的质朴的哲理。但他们都从欧洲文化传统而来,又扎根于澳洲的生活现实;都描写人类的开发精神,人类驯化自然环境时所作的奋斗,他们关注着人。这也许是澳大利亚文学的一个传统和特色。

  悉尼墓地临海,气氛宁静肃穆。一座座坟墓在逐渐倾斜的坡地上缓缓排向海边。几乎没有一座坟墓是相同的。有的十分豪华,如同讲究的小房屋,有的则十分简朴,似乎显示着七尺棺的本来面目。我们遇见一位中年妇女,她来看望她活着的弟弟--守墓人。她热心地帮助我们找到了劳森的墓。

  亨利·劳森的墓很简朴,如同他小说的风格一样,占地不过只够一人躺卧,离左右邻居都很近,有些拥挤。一九七二年,即劳森逝世五十周年时重新修理过,墓面还新。我在墓前肃立片刻,又把特地从祖国带去的龙井茶叶轻轻撒在墓的周围。如果劳森知道有一个黑发黑睛的中国人,不远万里来看望他,是否会在他那充满不幸的心中,感到些许安慰呢?

  我环顾周围的坟墓,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劳森笔下那些充满同情心的人物:绰号长颈鹿的小伙子,总是张罗着"把帽子传一传",募捐帮助别人;好心的安迪,不肯告诉贝克太太她丈夫死亡的真相。我觉得人世间太需要这种同情、这种热心、这种体贴了。希望我们的读者,都来读一读劳森的书!

  当然,劳森描写的"伙伴情谊",是在人开发自然时形成的。像他的诗句所说,先驱者没有被统治的烦恼,他们不见容于自己的故土,到这里来开创家园。现在这一片土地成为充满希望的花园,贪婪又来染指,情况就又不同了。虽然情况变化,但劳森的"伙伴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和安慰。

  从墓地出来,我们到了悉尼艺术馆,在那里用午餐。这时我想到昨天的午餐。昨天中午我们在一家叫颐和园的中国餐馆里。同席的朋友有澳大利亚理事会①文学局负责人考斯蒂根博士。他是个很有修养、博学而沉静的人。我初到悉尼,在悉尼笔会主席克伦先生欢迎我的家宴上,他也曾出席并讲话。这时他送我一本澳大利亚儿童作品,是把各地区、各民族的许多孩子的作文收在一起编印的。装潢、印刷都很精美,然而最美的是那些孩子的天真的、充满向往的心和话语了,有文法拼法错误都照原样不改,益发显出孩子的本色。从这里,会有伟大的文学家成长起来吧。考斯蒂根博士还安排同席的两位女士饭后陪我参观文学局,也很有意思。

  这次午餐时,第一次遇见了克里斯朵夫·考希(ChristopherKoch)。他的长篇小说《艰危一年》描写一九六五年在雅加达的动乱生活,那一年苏加诺下台,几乎有五十万人丧生。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评论说:书中比利·克万这个人,是近年来小说中最值得记住的人物之一。除了这本畅销、扬名的书外,考希还有两本小说:《岛上少年》和《越过海上的墙》,想来都和他所居住的塔斯马尼亚岛上生活有关。应该一提的是,考希崇敬两个中国人。一位是白居易。他通过亚瑟·维利的翻译读了许多中国诗,他最喜欢白居易。在《艰危一年》的扉页上,考希引用了白居易的诗。林庚先生帮助我查到诗的原句。那是《缚戎人》的最后四句:"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另一位是何其芳。他读过其芳同志的《梦中之路》。我自己一直敬佩其芳同志的文章学问、品格修养,常以为像他那样德才兼备,而且在德才两个领域里又都很全面的人,世上不是很多。考希的谈活使我感到安慰。可见桃李无言,自然会有通往的路。考希说他即将到中国来,希望见到何夫人。后来我在北京又遇见他和诗人哈斯拉克(NicholasHasluck)和报告文学家、评论家安德逊(HughAnderson)两位朋友。因时间匆促,考希没有来得及见到何其芳的夫人牟决鸣同志。

  很快便到了此行的最后一个夜晚,薄暮时分,瑙玛和我来到悉尼歌剧院。曲折的海湾在暮色中显出一条条明亮的灯光,形成好看的曲线。歌剧院的大贝壳屋顶在我头上张开,我尽力昂头又昂头。这贝壳中,不是蕴育着艺术的珠宝吗?那满孕着风力的帆,不是想在艺术中探寻真和美吗?我凭栏凝望几十级也许是几百级台阶下的海水,海水宽阔而平静,反射出淡淡的光。我的心也充满了平静而又宽阔的欣喜。虽然还没有欣赏在这建筑中表演的艺术,我已经为这建筑本身的艺术感动了。

  我们走进了歌剧院的餐厅。这餐厅三面都是落地的玻璃。我和主人们周旋谈笑,坐下来时,忽然迎面扑来一个灯火通明的悉尼,使得我眼花缭乱。璀璨的灯光画出了悉尼的一个个建筑的轮廓,好一幅豪华的夜景!在这明亮的灯火后面,每一个房间里,人们感觉到什么,又在思索着什么。他们常常是快活的,唱歌、聊天、冲浪、野宴……。他们也有无穷的苦恼,罢工、失业、疾病、酗酒……。

  我还懂得很少。只对眼前一同吃饭的朋友,似乎还略知一二。梅卓琳是我们熟悉的。她曾获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博士学位,现是澳中理事会执行主席。前些时在堪培拉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大家都称赞她为中澳友好做出的贡献。在我访澳前,她读了《三生石》,并写出了英文提要分送各地,可见她的细致周到。前面提到的考斯蒂根和夫人,这时正高兴地翻看我送给他们的《中国文学》英文版,寻找着《弦上的梦》。

  我想介绍一下另一位在座的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托马斯·基尼利(ThomasKeneally)。上次到悉尼,他曾请我吃饭,这次又是老相识了。据说澳洲只有两位作家能靠稿费为生,一位是怀特,一位便是基尼利。我在各处旅行,听到谈论最多的除怀特外,就是基尼利。在昆士兰州,有一位女作家曾热情推荐他的小说《带来百灵鸟和英雄》(BringLarksandHeroes),在墨尔本,一位讲明史的大学教师也称赞他的才情。这位朋友说,他的有些作品显然是为了挣钱,那也难怪,不如此他何以为生?但他并不只是为了挣钱。这位朋友相信他会写出真正最好的作品,超过他已出版的所有的书。

  基尼利即席为我开出他的著作目录。最新的一部《次等王国》(TheCat-RateKingdom)初次见面时他已送给我。那书前作者的话中写道:"这小说不是真人真事。如果有些线索有所指,作者希望它们和任何个人私事无关,而是关系到澳大利亚灵魂的特征。"

  这话打动了我。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不是都想表现自己民族的灵魂,而避免"对号入座"的纠缠吗?

  和有悠久岁月的中国文学相较,澳大利亚文学是年轻的。惟其年轻,也便应该有生命力。以前澳洲文学的两个主题似乎已在变化。那两个主题是:"逐客心情"和"澳洲之梦",前者描写被放逐的悲凉,后者描写建设的希望。如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句所说:"把自己的祖国当作宇宙的中心。"现在的澳洲作家,已经更着眼立足于澳洲的现实生活了。

  还应该讲几句瑙玛。因为和她是这样熟悉,竟以为大家都和我一样了解她。瑙玛姓丁(NormaMartyn),是悉尼笔会副主席,写过不少长、短篇小说,还在写研究张骞通西域的学术文章。她也积极参加国际文学运动,是个能干人。这时她策略地催我快些吃喝,说澳洲人吃饭快,说话快是闻名世界的,而我吃饭慢说话慢是闻名澳洲了。这一次却是关于澳洲文学的遐想羁留了我。我们兴冲冲离开餐厅赶往剧场时,话题转到今晚的芭蕾舞,便把文学放开了。


  1981年8月初

  原载《世界文学》198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