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抒怀


 





  真没有想到,一转瞬间,自己竟已到了望九之年。前几年,初进入耄耋之年时,对光阴之荏苒,时序之飘逸,还颇有点"逝者如斯夫"之感。到最近二三年来,对时间的流逝神经似乎已经麻痹了,即使是到了新年或旧年,原来觉得旧年的最后一天和新年的第一天,其间宛若有极深的鸿沟,仿佛天不是一个颜色,地不是一个状态,自己憬然醒悟:要从头开始了,要重新"做人"了;现在则觉得虽然是"一元复始",但"万象"并没有"更新",今天同昨天完完全全一模一样,自己除了长了一岁之外,没有感到有丝毫变化。什么"八十述怀"之类的文字,再也写不出,因为实在无"怀"可"述"了。

  但是,到了今天,时序正由大牛变成老虎,也许是由于老虎给我的印象特深,几年来对时间淡漠的心情,一变而为对时间的关注,"天增岁月人增寿",我又增了一年寿。我陡然觉得,这一年实在是非同小可,它告诉我,我明确无误地是增加了一岁。李白诗:"高堂明镜悲白发",我很少照镜子,头顶上的白色是我感觉到的,而不是我亲眼看到的,白色仿佛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头上。至于脸上的皱纹,则我连感觉都没有,我想也不去想它。

  不管我的感觉怎样,反正我已经老了,这是一个丝毫也不容怀疑的事实。我已经老到了超过我的计划,超过我的期望。我父亲和母亲都只活了四十多岁,我原来的第一本账是活到五十岁。据说人的寿限是遗传的,我决不会活得超过父母太多。然而,五六十年,倏尔而过。六十还甲子,那时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无暇考虑年龄。孔子的七十三,孟子的八十四,也如电光石火,一闪即逝。我已经忘记了原来的计划,只有预算,而没有决算,这实是与法律手续不合。可是再一转瞬,我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我,已经是孑然一翁矣。按照洋办法,明年应该庆米寿了。

  我活过的八十七年是短是长呢?从人的寿命来说,是够长的了。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十七岁,难道还能不算长吗?从另一个观点上来看,它也够长的。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有过,我也从来没有见任何中外文人学士有过。是我"天才的火花"一闪,闪出来这一个"平凡的真理"。现在,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的历史充其量不过说到了五千年,而我活的时间竟达到了五千年的五十分之一,你能说还不够长吗?遥想五千年前,人类可能从树上下来已经有些时候了,早就发明了火,能够使用工具,玩出了许多花样,自称为"万物之灵"。可是,从今天看来,花样毕竟有限,当时所谓"天上宫阙",可能就是指的月亮,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可是今天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原来笼罩在月宫上的一团神秘的迷雾,今天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人世沧桑,不可谓不大,而在这漫长的五千年中,我竟占了将近一百年,难道还能说不够长吗?

  人类的两只眼睛长在脸上,不长在后脑勺上,只能向前看,想要向后看,必须回头转身。但是,在我回忆时,我是能向后看的。我看到的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隐在云雾中的道路,起点是山东的一个僻远的小村庄。从那里出发,我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北京,又走到迢迢万里的德国和瑞士。这一条路始终跟在我的身后,或者毋宁说被我拖在身后。在国外呆了十年多以后,我又拖着这一条路,或者说这一条路拖着我重又回到了我亲爱的祖国。然后,在几十年之内,我的双足又踏遍了亚洲的、非洲的以及欧洲的许多国家,我行动的轨迹当然又变成了路。这一条路一寸也没有断过,它有时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有时又顺顺利利,痛痛快快,在现在的一瞬间,它就终止在我的脚下。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抬腿,这一条路立即就会开始延伸,一直延伸到那一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什么时候延伸到那里,我不知道。但是看来还不会就到的。

  近几年来,我读中外学术史和文学史,我有一个还没有听说别人有过的习惯:我先不管这些璨如流星的学者和诗人们的学术造诣,什么人民性,什么艺术性,这性,那性,我都置之不理,我先看他们的生卒年月。结果我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活的年龄都不大,一般都是四十、五十、六十岁。那少数著名的夭折的诗人,比如中国的李长吉,英国的雪莱和济慈等暂且不谈。活过古稀之年的真的不多。我年轻时知道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活了八十二岁,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活了八十岁,英国的萧伯纳、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都活到了超过了八十岁,当时大为赞叹和羡慕。我连追赶他们,步他们后尘的念头,一点也没有,几乎认为那无疑是"天方夜谭"。然而,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曾几何时,蓦回头,那一条极长极长的用我的双脚踩成的路,竟把我拖到了眼前。我大吃一惊:我今天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震颤。

  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十五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决不"加塞"。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会突然离开了人间,这种"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忍受的。而且意内和意外的工作,以及不虞的荣誉,纷至沓来。有时候一天接待六七起来访者和采访者。我好像成了医院里的主治大夫,吃饭的那一间大房子成了候诊室,来访的求诊者呼名鱼贯入诊。我还成了照相的道具,"审问"采访的对象,排班轮流同我照相。我最怕摄影者那一声棒喝:"笑一笑!"同老友照相,我由衷地含笑。但对某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笑得起来吗?这让我想到电视剧《瞧这一家子》中那个假笑或苦笑镜头,心中觳觫不安。

  每天还有成捆成包的信件报刊。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我简直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圣人、神人。我的一位老友在他的文中说:"季羡林有信必复"。这真让我吃了苦头,我不想让老友"食言",自己又写不了那么多信,只有乞灵于我的一位多年的助手,还有我的学生,请他们代复,这样才勉强过关。我曾向我的助手说,从今以后再不接受采访,再不答应当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然而话声还没有落地,又来了。来了,再三斟酌,哪一个也拒绝不了,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

  这就是我产生矛盾心情的根源。我非常忆念十年浩劫中"不可接触者"的生活,那时候除了有时被批斗一下以外,实在很逍遥自在。走在路上,同谁也不打招呼,谁也不同我打招呼,谁也不会怪我,我也不怪任何人。我现在常常想到庄子的话:"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这是真正的见道之言。

  我现在有时候真想到死。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决不会自杀,不必对我严加戒备。人人都是怕死的,我对于死却并不怎样害怕。在1967年,我被"老佛爷"抄了家,头顶上戴的帽子之多之大,令人一看就胆战心惊。我一时想不开,制定了自杀的计划,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水和药片。我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只能采用资产阶级的自杀方式,决不能采用封建主义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水、上吊、跳楼之类。我选择好了自杀的地方,那地方是在圆明园芦苇丛中,轻易不会被人发现的。大概等到秋后割芦苇时我才能被发现,那时我的尸体恐怕已经腐烂得不像样子了。想到这里,我的心能不震动吗?但是我死前的心情却异常平静,我把仅有的一点钱交给婶母和德华,意思是让她们苟延残喘地活下去。然后我正想跳墙逃走时,雄赳赳的红卫兵踹门进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批斗不是好事,然而却救了我一条命。提前批斗的原因是想打我的威风,因为我对"老佛爷"手下那一批喽啰态度"恶劣"。总之,我已到过死亡的边缘上,离死亡的距离间不容发。我知道死前的感觉如何,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从那以后,我认为,死并不可怕,而我能活到今天,多活的这几十年都是白捡的。多活一天,就是白捡一天。我还有一个教训:对恶人或坏人,态度一定要"恶劣"。态度和蔼会导致死亡,态度恶劣则能救命。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比较勤奋。我一生没有敢偷过懒。一直到今天,我每天仍然必须工作七八个小时。碰巧有一天我没有读书或写作,我在夜间往往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痛责自己虚度一天。曹操有一首著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对此诗是非常欣赏的。我的毛病是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的所作所为,是"老骥伏枥,志在万里"。我仿佛像英国人所说的teenager。我好像还不知道有多少年好活,脑筋里还不知道有多少读书计划,有多少写作计划好作。一个老年人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可以说是好事。另一方面,则只能说是坏事。这简直近于头脑发昏,头脑一发昏,就敢于无所不为。前两年,我从一米八高窗台上跳下,就是一个好例子,朋友们都替我捏一把"后"汗,我自己也不禁后怕不已。

  就这样,我现在的心情是经常在矛盾中,一方面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一方面又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也常提到死,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并不怕死,死亡离开自己还颇远。可是矛盾的结果,后者往往占了上风。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苏东坡是我最喜欢者之一。记得十几岁作诗谜时,我采用的就是《苏东坡全集》。虽然不全懂,但糊里糊涂地翻了一遍。最近一两年来,又特爱苏东坡的词,我能够背诵不少首。我独爱其中一首"浣溪沙"。题目是"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原文是: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东坡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我答曰:"我道人生有再少。"我现在就有"再少"的感觉。这是我的现身说法。但是,我的"再少"在我的内心中似乎还是有条件的:吃饭为了活着,但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饭,还不如不活为佳。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现在虔心祝愿我们全国安定团结,国泰民安。我祝愿全世界不再像现在这样乱糟糟的,狼烟四起,五洲震荡。祝福自己,虎年大吉。

  1988年1月27日旧历元旦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