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们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istaberalles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面往往差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十九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腾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这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发,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气象。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跫然而喜。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体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十九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访问西德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vonCrimm)博士。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当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Von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怀尔德(Wilde),哲学教授海泽(Heyse),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Vitzhum)侯爵,德文教授麦伊(May),伊朗语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听过课或有过来往,他们待我亲切和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1988年

  (选自《留德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