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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小鲍庄》




  ——复何志云
  何志云:
  好!信收到,非常高兴。这多年来,创作时而起,时而伏,朋友们关注的目光却从没离开过。有了这些诚挚的注视,即使在作最寂寞的探索,也不感多么孤独了。谢谢。
  我写《小鲍庄》,似乎是极偶然的一件事,《小鲍庄》最终写成了这样,似乎也是没想到的,而发表之后,面对了这么些赞誉,便有些惶惑起来。静下心回想写作的过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似的,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动机和想法,只是写了就写了,平凡得很。所以,我忽然发现,“力作”往往是最“不力”之作。真正费了功夫下了劲的,倒往往与“力作”相去甚远。至少对我是这样。
  那年夏天,我去了江淮流域的一个村庄,那是与我十五年前插队的地方极近的,除了口音和农田作物稍有区别。一下子勾起了许多。在我离开插队的地方以后,就再没回去过,人也没回去,信也没回去。许是插队时太小了,或是太娇了,那艰苦,那孤寂,尤其是那想家,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虽说才只两年半,其中有半年以上还是在家里的,可感觉却是十年、二十年。因此我无法象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把农村写成伊甸园。但时间究竟在抹淡着强烈的色彩,因而纠正了偏执,也因为成熟了,稍通人世,不敢说透彻,也明了了许多;还因为毕竟身不在其中了,再不必加入那生存的争斗,有了安全感;或许也还因为去了美国数月,有了绝然不同的生活作为参照。总之,静静地、安全地看那不甚陌生又不甚熟悉的地方,忽而看懂了许多。脑海中早已淡去的另一个庄子,忽然突现了起来,连那掩在秫秫叶后面的动作都看清了,连那农民口中粗俗的却象禅机一样叵测的隐语也听懂了。
  回来之后,首先写的并不是《小鲍庄》,而是《大刘庄》。《大刘庄》的写成比之《小鲍庄》,其实更花了力气;想的很多,想要表达的也很多,倒确是苦心经营了一番。之后,又多了一个中篇《历险黄龙洞》和几个短篇《话说老秉》等等,一直到了秋末,我才坐定开始写《小鲍庄》。为什么到这时才写,也说不清楚,只是隐隐地有一种感觉:似乎可以写,有一个什么东西已经成形了,已经有了。究竟有了的是什么,却又不甚明了,开始我叫它作“金岗嘴”,一直到草稿完成,抄上稿纸的时候,我才改叫它为“小鲍庄”。“金岗嘴”和“小鲍庄”,都是与我所插队的大刘庄邻近的两个庄子。就是这样,好象它自己长成了,我必须写了,我只需写了。于是就写了,写得不苦,十分顺利,一个星期初稿,第二个星期,便完了。
  我写了那一个夏天里听来的一个洪水过去以后的故事,这故事里有许多人,每一个人又各有一个故事。一个大的故事牵起了许多小的故事;许多小的故事,又完成着一个大的故事。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是发生了。发生在哪里,也许谁都看见了,也许谁都没看见。我很抱歉我说得这么乱七八糟。总之,好象是从《大刘庄》或许更早开始的,我努力地要摆脱一个东西,一个自己的视点。这样做下去,会有两个结果,乐观的话,那么最终会获得一个宏大得多的,而又更为“自我”的观点;可是,也许,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有结果,全是徒劳,因为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不通过自己的眼睛,却又要看到什么,是那么的不可能,就好象要拔着自己的头发住上飞一样的不可能。可我无法不这样做,好象小说写到了这步田地,只有这样做下去了。我不知道《小鲍庄》里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小鲍庄》比《大刘庄》好,这点大约是肯定的了。《小鲍庄》写好之后,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而《大刘庄》写完了则总有点惶惶的,好象少了点遗漏了点什么,却又不知遗漏的是什么,无处去找。我的感觉还不曾欺骗过我,所以我相信,《小鲍庄》不错。
  但我写到这里,忽发觉,《小鲍庄》写作的开始,似乎不应只从秋末那个在书桌前坐定的早晨开始,应该从《大刘庄》算起,或者更早。如是这么样算起,那么《小鲍庄》的写成便不是那么轻松也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所谓“力作”,大约也确是“力作”;而从某一点上来说,创作的延续本就是:一稿,二稿,三稿。
  然而,《小鲍庄》究竟是受过许多的赞誉,我感到了压迫。上海作协召开的《小鲍庄》讨论会上,有人说:《小鲍庄》对你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于是便有些说不出话,默默地想着今后,不知道前边等着的是什么。
  不多说了,就这些!
  安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上海
  (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