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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与写后




  要说《拯救大兵瑞恩》体现了多么深刻的人道精神,似也未必见得。当然,斯皮尔伯格确是加足作料,烩制了一道人道主义的大餐。他总是善于将各种人类精神奉献给好莱坞的票房。事实上,排除各种渲染,拯救大兵瑞恩也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人道原则。我们中国历来都有独子不当兵的政策,只不过没有加以抒情化解释,强调母亲的原因,倒是以为天经地义,事当如此。再说,故事也并不像那种极端化的讲法,是以八条人命换取瑞恩一命,而是八个人去救一个人。也是从效果考虑,参加拯救的兵力越强,彼此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后来的牺牲,则主要是在保卫桥头的小规模战役中造成,但换来的是这一阵地的决定性胜利,亦是正常的战争伤亡,和八个人拯救大兵一个人关系又不大了。总之,斯皮尔伯格的每一项崇高的名义,都是从一个浅薄的定义扩张而至。但他掌握着电影语言的暴力,每一回他都能成功地将他的成果强加于人们。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次,《拯救大兵瑞恩》略略事出意外。
  当拯救小分队整装就绪,出发上路,故事的真正的形式,方才展开了。这是一个很美妙的形式,隐藏着一种抒情的性质,这才是故事所以为故事的基本要素。在斯皮尔伯格以往的电影里,有的只是过激的场面,由场面铺排而成,故事却都是简单的、粗略的,不究细节的。这回毕竟略有改观。拯救小分队经过一个个阵地、战场,一支支部队,询问着:见没见到瑞恩?故事的美妙形式便呈现了出来。可惜斯皮尔伯格一贯抓不住真正重要的东西,他醉心于强权性质的手段,就是那种直观的,立竿见影的手段。比如诺曼底登陆战,再比如在桥头战斗间歇,听法国女高音的唱片,都是足够煽动情绪的场面,与故事却并无补益。但是他到底还是从指缝里遗漏了些故事的碎屑给我们。比如小分队穿行在前线下来的部队里,四处打听着,见没见到瑞恩,有人告诉他们,某某人说起过瑞恩。这一笔真的很动人,瑞恩初露端倪,在一种游移不定,扑朔迷离的传闻之中。其实,故事要做的就是这个,目标如何渐渐显形,终于从无到有。先前的,在牺牲者的身份牌里寻找瑞恩的名字也很好。分开来挑拣名牌的几伙,不时互相问道:见没见到瑞恩。大兵瑞恩,就在这不到场的场合下被反复点名、询问,继而受到认同,很有诗意。找错的那一笔亦是非常有趣。在此,斯皮尔伯格干得不错,将这场面表述得相当有趣味。他拍了一个长长的跟踪镜头,跟踪那搞错了的瑞恩一路跑来。这瑞恩当然是个年轻、高大、英俊的男孩子,全副武装待命的样子,可他跑步的姿态却怎么也不像个兵,脚步拖着地,腰倒是直的,屁股就有些往后坐,身上的披挂又都不大利索,这里那里松了下来,便哐啷作响。脸上的表情则有点慌张、茫然。他看上去就像个正在地里做活、临时抓夫抓来的农人,在军队里呢,则是个无可无不可的角色,从来也不曾有当官的特别需要召见他的时候。结果闹了个大误会,把这孩子惹哭了,吵着要回家,瑞恩还是没出场。于是硝烟弥漫中继续打问:见没见到瑞恩?有了这些东西,这部电影才好看起来。
  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
  比如,著名的盛产年画的杨家埠。在往昔的岁月里,收过秋后,就有贩年画的客商,从遥远的东北赶着马车早早来到杨家埠。他们睡在画坊的阁楼上,画坊里通宵达旦刻印年画,赶着定货。客人睡梦里都是,印板拍着印机,啪啪的响声。等货齐了,捆扎着装上车,再上漫漫归程。此时,已近年关。这一个买卖的过程,相当漫长,效率相当低。每一步都须人到手到,就是由于这样具体的动作和环境,情景便产生了。还有,在绍兴的乡间,我认识一位公公,他每天上午要去镇上茶馆喝茶。他背一个竹篮,篮里放着自己爱吃的糕点,篮上再挂一件布衫,以防变天时好添加。一清早起身,沿了河走一段,稻田间的田埂走一段,穿过一两个村落,走过二三座木桥,太阳高了,他就踏进了茶馆。我住镇上的时候,他送过我两次礼,一次是他园子里结的第一个葫芦,二次是他喂的母鸡下的头一批蛋。这就是公公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可称为形式的,因为它的精神性成份,已经超过了实用的任务。再有,我所插队的安徽农村,县里召开基层干部会,是不负责伙食的,那就需要队里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于是,便要带上个专门做饭的,还要到城里联系个做饭的地方。这种方式也是具有人情味的,它包含着人和人具体的特定的关系。在那里,假如有人病重,要送城里医院治疗,病人要去,病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自然也要去。父母一走,孩子怎么办?带去。那么猪谁来喂?鸡谁来喂?于是跟去。狗会自己找食,本是不必去的,可因为眷恋家人,便也去了。就这样,医院的院子里都是一家子,一家子,鸡飞狗跳,烟薰火燎,像个野营宿地。可是,有趣味的形式,就是发生于此。在农村时,有个小姊妹邀我一同去赶集,她怎么动员我?她说,路上要经过两口井呢,都是甜水井!
  这种方式在当时都被艰难的生计掩住了,如今,在一个审美的领域里,我重新发现了它们。它们确实是以低效率和不方便为代价的,可是,艺术和现代化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城市为了追求效率,它将劳动与享受归纳为抽象的生产和消费,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了功能。细节在制度的格式里简约,具体生动的性质渐渐消失了。它过速地完成过程,达到目的,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形式都是在过程中的。过程缩减了,形式便也简化了。所以,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不得不充满言论和解析,因为缺乏形式,于是难以组织好的故事。现代小说故事的变形、夸张、颠倒,都是为了解决形式的匮乏,但也无济于事。以至于,流浪汉、无业者、罪犯、外乡人、内省人、精神病患者,会成为城市生活小说的英雄,因为他们冲出了格式,是制度外人。他们承担了重建形式的幻想。在这一个发展中的时期,我们的城市其实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格式是有缺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着传奇的表面,它并不就因此上升为形式,因为它缺乏格调。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人都是散了神的。而真正的形式,则需要精神的价值,这价值是在长时间的学习、训练、约束、进取中锻炼而成。而现在,显然时间不够。像我们目前的描写发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这是过于接近的现实提供的资料。
  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
  1999年3 月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