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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苏青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金性尧老先生的《忆苏青》。文中有一节,是写五十年代,金性尧老与苏青所见最后一面,“她穿着一套女式的人民装”这套服装确是出人意外,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物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漏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因此,张爱玲是须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
  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彰,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做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定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
  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音的,有些乡土气用。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佯的。所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
  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口,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霉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为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没什么可歌位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小块,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未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