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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杂文集》序




浦江清是我的同乡同学,从小学到中学这十年间,我们每天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
师讲课。每星期日,除非雨雪,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来我家,一起抵掌高谈,上下古
今。中学毕业后,他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我在杭州之江大学。从此我们就少了见面的
机会,但是我们每星期都有书信往来。
大学生活结束后,江清到清华大学当陈寅恪教授的助教,我在上海从事文学出版事
业,我们的生活与思想,距离远了。从此,几乎不相闻问。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在昆明
相聚,但也只有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却极少彼此串门闲话,
似乎我们都发现思想、观念、兴趣,都有了距离,不容易契合了。
江清读书多,有学问,英语水平高。他进清华大学后,我希望他参与西方学者的汉
学研究,做些像冯承钧那样的工作。然而他不走这条路。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我所知
道的,恐怕是《八仙考》,因为在酝酿这篇文章时,他曾在暑假中回里省亲,和我讨论
过。以后,在抗战前夕,他发表了一篇《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这是他的一篇力作,解
决了一个文学史上的疑案。一九四一年,朱自清、叶圣陶在重庆创办《国文月刊》,江
清也写过几篇文章,但我不能都见到。
在昆明的时候,我曾当面批评他太懒于写文章,太勤于吹笛子、唱昆曲。他说:
“写文章伤精神,吹笛子、唱昆曲,可以怡情养性。”我对他无可奈何,总觉得他有许
多该写而没有写的文章。
一九五八年,在江清逝世二十年之后,朋友们才为他编印了一本《浦江清文录》。
我才从那里看到他许多文章,都是我没有见过的。现在,季镇淮同志又搜索他的遗文,
编为一集,名曰《浦江清杂文集》,要我写序文,并寄来了全书所收的篇目。我一看,
有许多篇目似曾相识,大约都是三十年代《大公报·文学副刊》或北京报刊上发表过的
文章,我见过,但不知是江清的手笔,因为他当时署的是笔名。
这一情况,使我不免有所感慨。一个相知很熟的老朋友,写过不少文章,而我说他
懒于秉笔;一个相知很熟的老朋友,他有许多著述,而我在他下世后多年才能见到。这
样的老朋友,不止江清一人,还有沈从文、钱歌川、杜衡,无不如此。沈从文在一九四
○年以后发表的文章,我几乎都没有及时见到。钱歌川在台湾、新加坡、美国发表的大
量散文和英语教学资料,我在一九八○年以后才见到一部分。杜衡去台湾后,放弃文学
活动,改行研究经济,发表过不少经济评论,对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具有指导和
推动作用。他的那些文章,我也在近三四年间才能见到,而他已逝世将有三十年了。
绵延四十多年的抗战、内战、国家分裂、政治闭关、文化禁锢,造成了我们人际关
系的严重阻隔,民族文化的分崩离析,我在为江清的第二本文集作序文时,不禁为此而
发生感慨。我祝祷我们这个国家,不会再出现这些情况,造成人民之间的文化孤独和隔
阂。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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