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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诗集》序




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北京出现了一位女诗人徐芳。在北京的几个文学刊物
和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常有她的诗,据说是北大学生,胡适教授很欣赏的,
一时声名鹊起。
一九三八年,我在昆明。清华、北大的师生陆续来到云南,一部分先到蒙自,一部
分到昆明。有一天,我去看沈从文。他对我说:“徐芳来了。”
我和李长之都在云南大学,同住在一个宿舍里。我住楼下,长之住楼上,早晚都在
同桌进餐。一天午饭时,长之对我说:“徐芳来了。”
一二天之后,我在翠湖公园散步,遇到一群人,其中有沈从文,是我唯一认识的人。
从文为我介绍了其中的二人,一个是吴雨僧(宓)教授,一个是徐芳。吴先生还特别申
明了一句:“女诗人徐芳。”
这样,我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女诗人徐芳。
后来才知道,她和李长之很熟,她一到昆明,就来看长之,我们的宿舍,她已来过
好几次,可我不知道。
一九四○年,我离开昆明,跑到福建,和战时文化中心完全隔绝。西南大后方的文
化动态,很难知道,徐芳也从我的记忆中暗淡下去。
一九八七年,偶然有人告诉我,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女教师,名叫徐芳,作
新诗很可注意。我大吃一惊,怎么?又一个女诗人徐芳!赶快去找她的诗来看。不多,
只见到几首,显然,不是三十年代那个徐芳的诗了。
不久,徐芳来了。于是我认识了八十年代的女诗人徐芳。
现在,徐芳要印出她的第一本诗集,来找我写序文,并且送来了她的全部诗稿。我
读她的诗,觉得这篇序文不容易写。但也不愿辞却这个任务,因为我很想利用这个好机
会谈谈新诗。从三十年代女诗人徐芳的诗谈到八十年代女诗人徐芳的诗。
这里有五十年之久的文学代沟啊!
近年来,文学史家喜欢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区别流派。新诗方面,有初期
白话诗派,新月派,现代派,后现代派,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诗派,应当还有一个左
翼派,可是似乎还未定名。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这三十年间的诗,还没有人分流派,
大约是混然一体的独流,无派可分。从一九八○年开始,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
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
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
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
远,自成一个王国。许多青年读者,一部分老年读者,久已习惯于三十年来文从字顺,
大声疾呼的正统诗,一旦遇到这一流似通非通,似可解又不可解的诗,不免瞠目结舌,
感到无法接受。少数勇敢的保守者,直言不讳地予以痛斥,认为是诗魔。更勇敢的索性
运用政治批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但大多数人,还只是微笑地称之为朦胧诗。
朦胧诗这个名词,显然含有贬义。但朦胧毕竟不是完全看不清楚,这个名词也还留着回
旋的余地。近两年来的青年文学批评家似乎已认可这个名词,同意用它来标志这一群诗
人的作品。因此,这个诗派名词,在将来的文学史上出现,不应该再含有贬义。
不过,我个人是不愿意使用这个名词的。我认为,朦胧或不朦胧,都是诗的创作手
法,语文表现技术。陶渊明的诗明白清楚,并不朦胧;李商隐的诗就朦胧了。《文心雕
龙》有《隐秀》一篇,作者也注意到诗可以有比较隐约其辞的表现手法,可知朦胧诗也
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一个诗的品种。为什么没有说李商隐的诗是朦胧诗呢?
朦胧诗有两种:一种是诗句不甚可解,而全篇主题思想可以觉察的,一种是诗句可
解,而全篇主题思想无从捉摸的。前者是由于诗句的比兴方法运用得曲折,不是直捷的
象征或比拟,而是折射或反射。后者是由于诗人的逻辑思维不够明确,使形象思维没有
发挥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诗人在两方面都没有处理好。
看近年来许多青年诗人的诗作,不论朦胧的浓度如何,或者还有并不朦胧的。再看
许多诗评家、诗论家的批评,渐渐地感觉到,朦胧诗的问题,不在朦胧,而在诗。
“诗言志。”(《尚书》)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序》)
“善为诗者不说。”(《荀子·大酪》)
“诗以言情。”(刘歆)
“诗可以兴。”(《论语·阳货》)
这是我国传统文学对于诗的定义。从《尚书》中“诗言志”一句定下了诗的疆域,
以后的学者做的工作,只是给以各个角度的诠释。“在心为志”,是第一个对“志”字
的诠释。但是,什么叫“在心”?还不明白,于是再加上一句:“情动于中。”于是
“志”字明白了,就是在心里头蠢动的情。到了刘歆,索性改说“诗以言情”,因为这
个“志”字到了汉代,有了“意志”的义诂,属于理性认识了。孔子说了一句“诗可以
兴”,他的意思是以为读诗者可以从诗人的作品中感悟,联想或启发到某些东西,而不
是诗人直接明白地讲给他听的。从读者的角度,这叫做“兴”。如果从诗人的角度来说
明呢?荀子就干脆说“善诗者不说”。会做诗的人不会直接说明他的诗意,或者我们仍
然用“志”字。这些话,都说得很好,我把它们集合起来,诗的性能格外明确。但是,
这许多中国古人的古语,还不如一个现代英国人说的简单明白。赫伯特·李特在他的
《论纯诗》里说:“诗与散文之不同,在于诗是:
思想的感情化。”
当今我们青年诗人的作品,我没有看过很多,就我看过的那些诗而论,我感觉他们
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一代的青年,是从三十年的理性枷锁中释放出来的。他们首先要恢
复理性。为什么?往哪里走?五个W占领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想用诗来发问,用诗来探索,
用诗来控诉。他们学会了各种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明喻、隐喻、特喻、象征、寄托、
外应物象,用以说明他们的时代感、历史感、民族责任感、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
他们没有回忆,因为没有美好的往昔;他们没有希望,因为不知道该希望什么?他们诗
中所表现的只有思想,哲学的或伦理的,而且连这些思想也显示得不很清楚,使我们发
现诗人正在三岔路口,又迷惘,又惶惑。这些诗的读者,如果能撩开朦胧的面纱,将会
看到,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蒙娜·丽莎,而是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
徐芳写过一篇谈诗的文章:《被矛盾折磨的诗歌现实》。最近又为自己的诗集写了
一篇七千字的《后记》。她都给我看了。她这篇《后记》叙述她写诗的过程,联系到她
的前一篇论文,我发觉她很有些忏悔的情绪。她跟着舒婷、顾城、北岛走过来,也曾向
往于庞德、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卡夫卡……,现在,她编好了第一个诗集,打算
和这些人告别了。这又是一种迷惘,一种矛盾,可以说是“被诗歌现实折磨的矛盾”。
徐芳,三十年代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她终于走到哪里去。现在我所能看到的,她有
一篇四十年代的诗《征衣曲》,是为抗日作战军人缝制征衣而写的。在时代现实的冲击
之下,似乎情感已有些理性化了。八十年代的徐芳,正站在她手帕的边缘上,要追回她
的青春。我高兴鼓励她,去追。放下思想包袱,扔下哲学,去追回诗的青春。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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