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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创作集》引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我结束了大学生活,走入社会。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
我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书店编辑、文学刊物编辑。我的业余工作是写诗、写小说,
翻译外国文学书。我热心于做作家,以文学创作为我一生的事业。在那一段时期,我把
我所写的诗和小说看作是我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在主题选择和创作方法等各方面,我
还在摸索阶段。我想逐步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己的文学风格。
度过三十岁生辰,我打算总结过去十年的写作经验,进一步发展创作道路,写几个
有意义的长篇小说,以标志我的“三十而立”。我计划写一本《销金锅》,以南宋首都
临安(今杭州)为背景,写当时的国计民生情况。正在累积史料,动手写起来,想不到
爆发了抗日战争。我的职业变了,生活环境变了,文学创作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也都
变了。流离迁徙于大后方整整八年,我只写了一篇与抗战有关的小说,自己读过一遍,
觉得对抗战没有什么效益,我封笔了。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回到上海,仿佛涸辙之鲋,返回长江大河,重新获得跃浪
腾波的条件。原以为可以继续过去的创作生命,抓起笔来再写。又谁知内战突起,社会
秩序大动荡,生活气氛大紧张,绵延五六年,天时,人和,都不是安居写作的环境。这
一段时期中,我只写了几篇杂文。也曾计划写一个长篇《浮沤》,以记录抗战八年的社
会生态,只写了几段,无法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从属于政治,五十岁左右的作家几乎都自叹才尽,无法效命,
不得不让青年人出来主宰文坛。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逐旧人”。我才知
道:我的创作生命早已在一九三六年结束了。
文艺作品,和妇女的时装一样,它们只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精神面貌。时过
境迁,时装换了新样,文艺作品也在推陈出新。只有少数几位杰出的伟大作家,如但盯
莎士比亚、赛文提斯、哥德、托尔斯泰等人,据说他们写的是人间永久的主题,所以他
们的作品能够历万古而常新。在一九三○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只是一个小卒子,
何敢希望高攀伟大作家?我的那些作品,也正是当时文学界的几点浮沤,转眼之间,便
自然破灭,我也视为当然,并无遗憾。出于我意外的是,近几年来,我的那些尸居余气
的作品,会有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和青年作家们从灰积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找出来,
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严家炎教授根据五十年前适夷同
志的分类法,把我的作品归入“新感觉派”,承认它是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是具有现代
文化的代表性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在台湾的《联合文学》上介绍我的旧作,
封我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此外,还有吴福辉、余凤高、施建伟等好几位文论家,
都为我写了专论,称许我是在文学上首先动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方法的作家。诸如此类
的不免有些过分的虚誉,使我常常感到受宠若惊。
一九八○年至今,我的作品已有十多篇被选入各种选集。《善女人行品》、《将军
的头》两个集子已由上海书店用原本影樱但仍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和读者来信,要我供
应文本,无论是借阅或代购,因为他们无法从各地图书馆中找到。也有些研究中国新文
学的外国学者,需要我的作品,以资参考。对于这许多厚爱的读者和朋友,我都无法应
命,因为我的作品,连我自己也久已不存一本了。现在,承蒙作家出版社为我印行一个
几乎包括我全部创作小说的结集,给国内外好奇的读者和文艺工作者以方便,也使我有
机会润色一下语言文字,并改正旧本的许多误字。出版社的这一份好意,我很感激。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六年,我写的短篇小说,一共印出过九个单行本:
江干集自费印一九二三
绢子姑娘上海亚西亚书店一九二八
追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
上元灯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
将军的头上海新中国书店一九三二
梅雨之夕上海新中国书店一九三三
李师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二
善女人行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三
小珍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六
《江干集》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描红练习。《绢子姑娘》和《追》这两本作品,都是
摹仿多于创造,也是一个文艺学徒的习作。《李师师》是一个小册子,全文已收入《梅
雨之夕》。《小珍集》以后,还写过十多篇小说,没有机会结集起来印单行本。总计我
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六年这期间,一共只写了八、九十个短篇,产量实在不多。
我把自己的创作生命从一九二六年算起,因为《上元灯》这一篇作于一九二六年,
到一九三六年因抗日战争而封笔为止,足足十个年头。我淘汰了《上元灯》以前的一些
太不像样的作品。《小珍集》以后的那些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至今还无法收全,现在
编定五十五篇,题为《十年创作集》,虽说它包括了我的全部创作小说,事实是我自己
可以肯定的“全部”。
为了出版发行的方便,这个《十年创作集》将分印为二册,每册各自另定书名。书
名未必用以概括内容,仅仅是取其新异,容易在书市上吸引注意。这是属于文化事业的
广告技术,请读者不要“以辞害意”。
这里,顺便向慨然为我重印这些旧作品的作家出版社致谢。还要向孙可中、刘小沁
两位编辑同志致谢,没有她们耐心地代我做了许多繁琐的编校工作,这两本书恐怕不可
能及时出版。此外,我还该向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应国靖同志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
系资料室的陈子善同志致谢,因为他们帮助我搜到许多集外作品。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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