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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伐佐夫及其《轭下》




关于作者:伊凡·伐佐夫
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属于古斯拉夫民族的保加利亚人民一直被奴役在土
耳其苏丹的暴政之下。他们的祖国,雄伟的巴尔干山横贯着的美丽而丰饶的土地,是奥
托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纪初期,西欧人民还不很知道有所谓保加利亚人。他们把
保加利亚人认为希腊人,因为他们在教堂里用的是希腊文,也有一些人以为他们是土耳
其人,因为他们的官话是土耳其话。真正的保加利亚民族语言仅仅活在人民的口头上,
而且还限制于同胞们的私人谈话中,所以写下来的就很少。在外国人的观念中,因而就
没有保加利亚文,更没有保加利亚的民族文学了。
在十九世纪中叶,保加利亚人民,也正如罗马尼亚人民,希腊人民和塞尔维亚人民
一样,发扬了高度的民族自觉,起来与土耳其统治者斗争。一方面,他们脱离了希腊正
教教会,创设了自己的斯拉夫式东正教教会。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语文,并且运用他
们的民族语文,在宗教上摆脱了希腊文化,在政治上摆脱了土耳其文化。许多优秀的作
家用这新生的祖国语文写出了不少反抗土耳其暴政、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的作品,
保加利亚文学就从这时候起突然大大光辉起来,而为全世界所注意了。
伊凡·伐佐夫(IvanVazoff)是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最伟大的建设者。一八五○年
七月九日,他诞生于索波特,这是在巴尔干山南麓的一个大市镇。他从小就在本村的学
校里读书。当时在保加利亚境内还没有保加利亚语文的文学书报,所以这位天赋的诗人
就不得不从俄文和法文中去饱享他的精神食粮。但是,一批爱国志士在罗马尼亚创办的
《定期评论》却每期都秘密运进来流通着,伐佐夫就成为最早的诗的投稿者。
伐佐夫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不喜欢他儿子的那种诗人态度,而希望他在店里学做
商人。看看无法改变他儿子的文学嗜好,他就把伐佐夫送到旅居罗马尼亚的一个伯父那
里,希望这个“不通世故”的文学青年会在那里学会一些“生意经”。所以,从一八七
○年到一八七四年,伐佐夫住在罗马尼亚。但是,他在罗马尼亚所学到的并不是“生意
经”,而是革命的热情,因为他在那儿认识了许多热爱祖国的革命流亡者,其中最著名
的有革命诗人及起义运动领袖克列思妥·鲍岱夫(ChristoBotoev)和刘朋·卡拉维洛夫
(LiubenKaravelov),受了这些革命志士的影响,伐佐夫的诗作开始显出了新的革命的
内容,而广泛地博得了国人的赞赏。
一八七四年秋天,伐佐夫回到索波特。像他这一等人,在当时是除了经商或当教师
之外,没有第三种行业可做的。踌躇着,经商呢,还是当教师?最后他决定了选取前者,
因而就在他父亲的店里做事了。在商业方面,他并没有什么成就,但在革命工作上,他
的成就却不校因为索波特镇上,自从土耳其统治者在一八七三年虐杀民族解放斗争的
最前进的领袖华西里·莱夫斯基(VasiliLevski)之后,人民心里充满了对土耳其统治
者的仇恨,革命的情绪非但没有被暴力所镇慑,反而越发激昂了。伐佐夫加入了索波特
底一个秘密的革命委员会,从事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一方面还写了许多战斗性
的诗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那首著名的《战时》,后来成为一八七六年四月起
义运动的进行曲,就是妇孺皆知的《巴那乔里希岱起义歌》。
一八七六年这一次的起义不幸失败了。在土耳其统治者的极度残酷的“镇压”之下,
伐佐夫不得不越过巴尔干山流亡到罗马尼亚去。他在布哈累斯住了三年,印出了三本爱
国的抒情诗集:《旗与笛》,《保加利亚的悲哀》和《解放》。前面两个诗集里的题材,
大都是表现着人民对土耳其压迫者的仇恨,而最后那本诗集是歌咏保加利亚人民对俄罗
斯的感激的,因为保加利亚终于得了俄罗斯的帮助,在一八七七年推倒了土耳其的羁轭,
完成了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八七八年,伐佐夫回到祖国。他的故乡索波特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他的父亲也已
被土耳其志愿兵杀死了。这个残酷的印象后来就被描写在《轭下》的最后几章里。一八
七九年,他被选举为省议会的委员,住在当时的首府菲利波波利。
在那里,他印出了最早的散文著作,有短篇小说《不久以前》、《米脱洛番》、
《亚喜尔哈只》及《亡命者》;此外还有两本诗集:一本是《田野与森林》,一本是旅
行意大利的收获,《意大利诗集》,出版于一八八四年。
一八八五年,塞尔维亚侵略保加利亚的时候,伐佐夫到史列夫尼察、查列孛罗和比
罗特等战地去巡视了一趟,非常感动于保加利亚兵士英勇卫国的精神,就写下了许多诗,
集名为《史列夫尼察》,以抗议塞尔维亚国王米兰的侵略罪恶。但是,当一八八六年,
巴登堡亲王亚历山大逊位以后,史丹波洛夫的资产阶级独裁政权在保加利亚建立起来,
被目为“亲俄派”的伐佐夫就被迫离开他的祖国,流亡到俄罗斯的敖得萨,在那里,他
把一八七六年的起义经验写成了一部最好的革命史诗,这就是他的著名小说:《轭下》
(PodIgoto一八八七)。
一八八九年,伐佐夫回到保加利亚,住在索菲亚,在那里继承了一个伯父的一些遗
产。《轭下》就在保加利亚人民教育部所主办的《杂志》(Sbornik)上陆续发表。这个
刊物还在一八九二年发表了伐佐夫的又一部著作《里洛大沙漠》,一八九三年又发表了
他的《在洛陀普深山中》。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二年,他主持了《晨星月刊》(Dennit
sa)的编务。一八九四年,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瓦解后,伐佐夫就当选为人民会议代表。
一八九五年,任教育部长。一八九六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新的大地》,一九○二
年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卡札拉尔的女皇》。这期间,他还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及诗
歌。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斯拉夫联军击溃了土耳其帝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一
个诗集《胜利的雷声》。一九一九年,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看了反动
的统治集团造成保加利亚人民的厄运,在怒愤的情绪下出版了诗集《它不会灭亡的》。
一九二○年,保加利亚人民盛大地庆祝了他的七十寿辰及从事创作五十年纪念。一九二
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他正在写一个剧本《宝座》,以心脏爆裂症突然逝世,九月二十八
日,人民非常哀悼地在索菲亚给他举行了葬礼。
在伊凡·伐佐夫这位热爱祖国、反抗土耳其暴虐统治的民主作家一生的作品中,鲜
活地反映了保加利亚的最关重要的半世纪的历史。他是这一时期的保加利亚人民的代言
人,他的思想和工作都是和他的祖国的及其苦难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至今还受
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崇敬,而成为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家。
关于《轭下》
在再度流亡外国的期间,伊凡·伐佐夫的情绪是很苦闷的。一八七七年的全民革命
的胜利的果实,不多几时就被资产阶级的独裁者篡夺了去,付出了许多代价的保加利亚
人民又陷于一种新的奴役生活中,这是多么可悲的国运啊!伊凡·伐佐夫再三地回忆着
当时那些参加革命的英勇人物,而尤其使他不能忘怀的,是一八七六年那次失败的起义。
住在敖得萨,在百无聊赖的心境中,伐佐夫就天天写小说,以减轻他精神上的痛苦。
他自己说:“回想到祖国可爱的生活,为了存念这被委弃了的祖国的一切,写小说成为
我唯一的工作了。在流亡生活的辛酸滋味中,写小说成为我唯一的安慰了。”
《轭下》就是这些工作中最伟大最不朽的成就。
这是一部近代史的传奇小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气氛,却又是多么现实!十九世纪
后半期,中东欧诸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许多文学杰作,使那些向来不为世人所注
意的小国文学,成为欧洲文学的一个重点,而以这部《轭下》为典型的代表作。我们不
能读保加利亚原文,因而无从欣赏它的文字之美,虽然据文学史家告诉我们,这部小说
对保加利亚民族语文有很大的贡献。从故事方面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部小说渗透着浓
厚的自传性。故事所集中的地点,倍拉·采尔克伐,就是作者的故乡索波特,奥格涅诺
夫这位可敬可爱的民族英雄,也多少有几笔是伐佐夫的自画像。他自己也说过:“我的
目的是在于描写保加利亚人民的奴役生活,和革命的鼓舞人心。夜间想起的东西,很快
的就把它们写下来。我以热情和兴奋,专心于这部小说,而以创造的想象力工作着。这
里有许多遭遇,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与观察。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索波特的真实人
物,不过用别的名字来叙述罢了。除了个人回忆所及之外,这部小说的材料来源,有些
都是革命时参加工作者及目击者的故事,有些是查赫利亚·史朵扬诺伐所著《保加利亚
革命别录》和史达耶那·查依莫伐所著《往事集》中所载的事实。”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有一种被称为“楚尔巴义”(Chorbaji)的资产阶级。
“楚尔巴义”原是一个土耳其字,直译起来,义为“羹人”,即为苏丹掌御膳的人。后
来这个字成为一个官职名,职司军费度支,其阶级大约相当于上尉。再后来,这个名称
就被用以称呼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农村中的大户,因为那时还没有客栈这种设备,村
中来了不速之客,就由这种大户负责招待。因此,久而久之,凡有钱的地主,商人或工
厂主,均被称为“楚尔巴义”,而这个字乃成为保加利亚人的一个阶级称谓了。楚尔巴
义阶级,因为是一种资产阶级,当然都是保守的。所以,在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中,
进步人士都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最有问题。他们不热心于革命,有些甚至为了保
全自己的财产,而不惜出卖革命工作者。但伐佐夫在这部小说中却替这个阶级作了辩护,
至少他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并不全是叛背祖国的反革命分子:马柯就是一个典型
的进步人物,姚尔丹虽然是个反动的楚尔巴义,但他的女儿和儿子都走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由于伐佐夫对楚尔巴义阶级的原谅与推爱,但这种辩护也仅仅限于对异族异教的土
耳其统治者斗争的时期,因为在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统治之下,就没有什么楚尔巴义与
劳苦的人民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关于这个译本
对于我,《轭下》是一部久已闻名了的作品。早在二十年前,从倍蔻(E.A.Bake
r)的《英文本最佳小说指南》中知道有一个英译本,收在爱德门·戈斯(EdmondGosse)
给海尼曼书局编的《国际文学丛书》中。出版年月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查此书的保加
利亚原文单行本,第一部出版于一八八九年,第二部及第三部出版于一八九○年,可知
英译本是原书出版后第三年就有了,但是这个英译本却多年未能得到。一九三五年,在
郑振铎先生所编《世界文库》中,见到沈雁冰先生的译此书的预告,可是一直到《世界
文库》停刊,还未见沈先生的译文。一九四六年,我忽然在上海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这
个英译本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修订新版本,里封面上有沈雁冰先生的签名与印章,这必
然是沈先生曾经计划据以翻译的那个本子,不幸在流徙中散失出来的。
我把这个本子买回家,一气读完了,就很想把它翻译出来。但是那时候,一则自己
没有空闲,二则出版界正在低气压中,无法实现我的理想。直到去年,我想在暑假里做
些工作,就向文化工作社提出了这个计划。由于他们的赞成和资助,我才能从五月中旬
起动笔翻译这部名著。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关于土耳其或保加利亚的历史,风俗,服饰及专有
名词,不易了解或不知该如何达意。英译本虽有少许注解,还嫌不够。适巧国际书店运
到了一九五○年莫斯科出版的俄译本《伐佐夫选集》,全书两卷,第一卷是中篇小说及
短篇小说,第二卷就是《轭下》。这个俄译本《轭下》卷末附有较多的注解,我就请凌
渭民先生翻译出来,参考了英译本的注解分别加在我的译文里。
但是,还嫌不够,还有许多地方会引起我们的疑问。由于吕叔湘先生的介绍,我把
几条疑问写给在清华大学留学的保加利亚学生祁密珈女士(MilkaKitavaIvanova),承
她逐一解释清楚了。七月十六日,祁密珈女士和她的同学贾密流先生(MlilioNedjalko
vKatsarov)到上海来玩,他们从百忙中分出一个晚上的时间,使我有了晤谈的机会。在
这一次的会晤中,通过钟梫同志的翻译,我很感激他们帮助我多改正了几条注解,多解
决了些疑问。但是,我们还搁起了一些问题,因为,据他们说,这一代的保加利亚青年,
已经不很熟悉当时土耳其羁轭下的社会情况了。
十月四日,他们从北京给我一封信,通知我:他们已给我介绍了保加利亚文化访问
团的两位团长:诗人季米特尔·伯列扬诺夫(DimitrPolyanov)和小说家乔治·卡拉斯
拉沃夫(GeorgiKaraslavov)。他们听说已有人在翻译这部人民文学的杰作,非常高兴,
希望到上海来的时候,有机会看到我。果然,十月十六日,我接到锦江饭店的电话,说
有保加利亚文化访问团团长邀我去谈谈。我就把许多问题整理了一下,即晚就在锦江饭
店会见了乔治·卡拉斯拉沃夫先生。承周而复先生给我请了一位工作同志来当翻译(很
抱歉,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姓名),因而我们可以毫不感到隔阂地解决了许多未决的疑问,
并且还连带地交换了一些别的观感。卡拉斯拉沃夫先生对于《轭下》这部书很熟,有几
节还能背诵出来,我相信他的解释是最可靠的。他对于我翻译这部小说,表示了热忱的
谢意,他说这是促进中保两国文化友好的一件切实的工作。我觉得非常当不起他的赞扬,
因为我只能从英文转译他们的名著,这已经是一嚼再嚼的哺食工作了。他说这没有多大
关系,五十年前有过一个很好的英文译本,是作者伐佐夫所满意的。我告诉他:我现在
所用的一定就是这个英译本,因为,据我所知,恐怕这是唯一的英译本了。他说,那就
好了,他相信这个译本跟原本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十一月中旬,我的译本全部脱稿了。但注释与润文,直到此刻校对排样的时候,还
在增删或改易。也许初版本印出之后,由于读者的指正,我还得加以修饰。现在所有的
许多注释,除了上文所提起过的各方面的帮助之外,有一部分是我自己找材料添加的,
因为已经分别不清楚,所以也不再逐一说明出处。我希望读者对本书正文的每一句,都
不会发生疑问,所以尽可能地加了注释。万一读者认为还有不可解的地方,希望提出指
教。
我曾经把英译本、俄译本及保加利亚文原本比对过,发现英译本的分章与俄文本保
文本不同,而俄文本却与保文本全同。第一部,保文本有三十五章,而英译本仅二十七
章;第二部,保文本有三十七章,而英译本仅二十章;第三部,保文本仅十六章,而英
译本却有十七章。这是因为英译本把原本较短的几章并合了起来,内容方面似乎并未有
所删节,因为俄译本的注释大部分都可以配合在英译本上,但俄译本注释所指出的章次
常常与英译本不同,这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了。
我在这里把这部小说的翻译经过情形详细地写下来,为的是要向上文提起过的那些
人致谢,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给了我热心的帮助,而我所做出来的恐怕还是一个有很多缺
点的工作,这是我又感激又惭愧的。最后,我还要把这个拙劣的译本呈献给沈雁冰先生,
因为我利用了他的书,不自量力地替他做了他曾经想做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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