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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与德




衡量人品的标准,大致不外乎“才”与“德”。才有通才,有专才;德有盛德,有
美德。通才与盛德,可说全面发展,专才与美德,仅是一节之长。具有通才或盛德,已
极不易,才德兼备,更是难得。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
竞争并不尖锐,人民缺少磨练才能的机会。离乱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较多,因为此时
生存竞争剧烈,非有才能不易生存,但为了逞才能以求生存,德操便不免会沾些瑕疵了。
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
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们传统的盛德以上了。这一方策本来不坏,如果所有领
导干部都具有这样高的德行,才虽不足,亦决不致偾事。因为一般的说来,有才无德的
人较多,有德无才的人较少。具有共产主义品德的干部,我相信他决不在中才以下。
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父
子之亲,而有协议离弃的文书;师道之尊,而有渔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长。这些人距离共
产主义品德,似乎甚远,虽说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
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
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
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
“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
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
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汉武帝刘徹,在元封五年,因为文武臣僚不够用,故下诏求人才。诏曰:“盖有非
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马是不容易驯服的,有才干的人往往是被一般人所指
摘的,但汉武帝并不因此而不用此马此人,因为他自信有能力驾御得了,可以用其所长,
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为突出。他下过三个命令,要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说:“负污
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应该由地方官吏保举出
来,使他“得而用之”。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百废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
甚于“德”。尚书说命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
其贤。”亦就是说,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评薪评级也。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
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顶事。
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见,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领导
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一定自认不如一个老农民的。现在改两句龚定庵的诗,以结束
这一点点感想罢:
“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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