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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谈戏




这两天戏剧工作同志鸣得非常热闹,我在报纸上看到这许多内部矛盾的暴露,相信
剧运前途不久必可转进到一个更光明灿烂的阶段。我对戏剧是个十足的外行,没有资格
凑热闹提意见。但案上的戏剧是我的文学专业中的一部分,场上的戏剧又是我的文娱之
一,这样我就不能说和戏剧毫不相干,所以我想以戏剧的读者和观众的身分来谈谈我的
感想。
先谈剧本。剧本有两种用处,第一是供给演员排戏用,第二是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
供给喜爱文学的读者阅读用。解放以来,剧本的创作的确不多,每个剧团都闹剧本荒,
据说是剧作者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不高,不敢写剧本。但我有两点不解:(一)为什么小
说家居然能自信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已够高了,居然能写出好几十部成功的作品来,我们
的剧作家为什么这样谦虚呢?(二)戏剧领导者对于创作的剧本为什么要求到这样高。
既然“封神榜”、“西厢记”、“琵琶记”可以演出,难道我们今天剧作家所创造的剧
本的思想性还赶不工它们吗。我并不是把这些古典剧本作为思想性最落后的例子,而是
要指出这种厚古薄今的观念是非常妨碍文艺创造的,这不单是戏剧如此,文学方面也不
是没有这种现象。我以为一个应该被淘汰的剧本,总得在观众的意见之下自然被淘汰,
而不该在排演之前就被闷死在一些不必要的顾虑之下。当然,我也并不主张每一个坏剧
本都得有演出的机会。
作为文学读物的剧本,解放以来出版得真是太少了。我想这是图书发行机构及出版
社应该共同负责的。出版社不肯出剧本,因为发行机构说剧本没有销路,于是这件事情
的主要关键就在发行机构方面了。我相信剧本的销路不太大,但也不至于“没有”销路。
从营业观点来说,出剧本也决不会是亏本生意,要不然,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资本主
义的私营出版社为什么倒着实出过一些剧本呢?别的我不很清楚,洪深先生的“五奎桥”,
二十年前收在我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当时也卖了五六千册,这数字已经比一般
的小说为高了。过去的出版社,无从计划发行,也不可能主动推销,可是它们接受一个
好剧本的时候,却并不考虑到能不能赚钱,最多只考虑到能不能保本。因为明知道这是
销路不大的作品,但也觉得是应该出版的。我想这一点至少是比现在的情况好些。在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图书发行机构能主动地掌握一部分销路,本来应该更有助于剧本的
出版,可是它们并不这样做,它们似乎要等到剧本能赚大钱的时候才欢迎剧本,于是剧
本的出版希望被扼杀了。我还要顺便提一提,不单是剧本,诗也如此。我们出版的文学
作品,好像只有小说,小说,小说……。
最奇怪的是苏联剧本,无论在出版或演出方面,也是那样地不被重视。苏联戏剧在
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上贡献出的功绩,大大地超过了苏联的小说,如果和惊险小说比起来,
那距离就更远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界却非常欢迎苏联的惊险小说,而不怎样重视苏联剧
本。我以为向苏联学习,应该从最好的学起。解放以后出版的苏联剧本,品种反而比解
放以前为少,这又从何说起?
苏联戏剧之很少演出,这是由于我们话剧不振的关系。要消灭这一现象,当然首先
要大力发扬话剧。我们的话剧运动,如果从“春柳社”算起,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可
以说是有传统的了。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戏剧工作者,即使是搞民族戏剧的人,思想上
大都承认话剧是新时代的主要剧种,为许多次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抗日战争服务,而获
得光荣成绩的,也主要是话剧。但近年来,话剧的情况却一蹶不振,好像它不在民族戏
剧传统之内了。毛主席对诗歌工作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我们对戏剧似乎也应当有同样看法。今天我们的戏剧,只有京戏和话剧是有全民性的。
我个人主张以话剧为主,京戏为辅。但也愿意退一步,承认二者共存共荣。至于其他一
切地方戏,不妨环绕着这二者争鸣斗胜。如果它们中间有能够发展成为全民性的,那就
给以更多的支持,成鼎足之势。但这必须是观众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领导上的偏爱
和硬撑(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这里又牵涉到一个人民看戏的方式问题。我觉得现在
看戏好像是被配给的。一个个剧团,一个个戏院,都排好了程序,观众只能依照这个程
序去看戏,无法自由选择。这样就可能过分支持了某一戏种,也可能对另一戏种帮助不
够,而无法看出人民的真正好恶,这是于戏剧的百家争鸣有妨碍的。
我并不轻视任何一种地方戏,但我还主张我们应该在许多戏剧中分别主从。像上海
这样的大都市,总该有几个戏种固定的戏剧。通年专演话剧和京剧,或者至少每年演两
个戏剧季。我现在竟弄不明白人民大舞台是个什么戏剧院,长江剧场又是个什么戏院。
我想非但我们观众感到不方便,恐怕剧团里的同志们也不很愉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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