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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




语言文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社会安定的时候,它也是安定的,很少变动,但是
在政治社会起了一个大变动的时候,它也立刻跟着来一次大变动。近百年来,我们的社
会变动得很大,因而我们的语言文字的变动也特别大。鸦片战争以后,舶来了大批新名
词,它们使我们的散文乃至诗歌,改变了面貌,饮冰室文和人境庐诗是其典型的例子。
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诗代替了旧诗,当时以为这一变动似乎是最
大的了,但从今天看来,也还只是一种书面语文的改革,其影响还没有波动到口头语言。
解放以来,语言文字的变动才是真大,非但今天的白话文已不是五四时代的白语文,连
今天的口头语也已不是五四时代的口头语了。例如“坦白”,“靠拢”,“支援”,
“联系”,“打通思想”,“克服困难”,“如所周知”,“做好准备”,这些都已经
成为目前每个人的口头语,现在讲的时候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想一想,
就可以发现这些词语所代表的思想情况,在从前是很难适当地表达出来的。我最欣赏
“坦白”这个词语。这不知是谁的天才创造。他把一个状词用成动词,像我们这些被旧
的语文习惯拖住辫子的人,决不敢作这样的尝试。可是这个词语帮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小
的困难。在这个词语未诞生以前,我们常常用“招认”,“供认”,或“招供”,这些
词都像用在罪犯身上的,在非罪犯身上就不适当。或者用“承认”,意义似乎又轻淡了
些。倘若用“忏悔”,又像是一个教友的口气了。现在我们都用“坦白”,真是再合适
也没有了!
有此新词语,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意义似乎仅限于一方面,否定的或肯定的,但用
到后来,似乎就泯灭了这一区别。例如“一贯”这个词语,最初只用在否定的意义上。
譬如说某人一贯的不重视劳动,或一贯的做小广播,或一贯的与人民为敌。但是当我们
有一天看到报上出现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一贯的爱好和平的”,这才觉得这个词语的倾
向性在改变了。再举一个例子,“高度的”这一个状词,一向似乎专用在肯定的事物状
态上的,例如高度的爱国主义,高度的艺术性等等,但最近我又发现了一句:“当时残
酷的官吏高度的剥削人民”,于是我对这一个状词又得另眼相看了。
“现潮这一个词语,我看见过好几次,总觉得有点古怪。这个词语在从前很少人
用得到,只有人民警察才常常用到它。这是指事故发生后的当场情况,例如室内发生了
谋杀案,那么在尸体未移动,室内一切器物未改变出事时的位置的时候,就叫做现常
可是这个词语,现在却变成“场地”的意义了。
我在北京阜成门外看到过一块大木牌,写着“现场不准吸烟”,过去一看,才知是
一个建筑工地,写着禁止工人吸烟的,那里边并没有发生工伤事故。这一类的语文现象
目前也存在着很多,也许是它们变得太左倾了,也许是我的接受性太右倾了。
有一个新词语,却使我感到很为难。五四运动叫我们把“拙荆”,“贱内”,“内
人”,“内子”,“老婆”,“家斜,“屋里”以及“阿大的娘”一概废弃,改用
“太太”。现在大家都不说“太太”了,现在叫做“爱人”。这个名词,不知怎的,我
这张五十多岁的嘴巴里,总是叫不出来。听见七十多岁的人在把他的尊夫人叫作“爱人”,
我真是衷心地佩服不已。我没有勇气用这个名词,一半固然因为它似乎太青年性了,中
年以上的人用起来有点“肉麻当有趣”,另外一半理由却是以为它的意义不够明确。从
逻辑上来看,“爱人”不一定是“妻”,尽管你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男子
除了“妻”以外不再有“爱人”。但是我们如果向一位国际友人介绍自己的妻子,说这
是“我的爱人”,他一定会怀疑,或者竟要偷偷地打听一下,这位女客到底是他的妻子
还是他的外室?或者他会诧异,怎么中国人竟把他的外妇公然介绍给人家,这倒是社交
上少有的事。
年轻人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尴尬。“爱人”可以是妻子,也可以是未婚妻,也可以
是“女朋友”。如果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称他的妻子为“太太”,确是反而有点少年
老成。
我个人虽然不很赞成,也不习惯“爱人”这个名词,但也不抹杀它的好处。它的好
处是男女双方都可以使用。五四运动虽然把“太太”这个名词普遍化和平民化,但它只
解决了一个问题的片面。妻子称丈夫没有变成“老爷”。而“先生”这个名词似乎又不
受女界的欢迎,很少采用。因而一方面虽然叫她为“太太”,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他”
或“阿大的爷”。“爱人”这一名词既然双方都可用得,这就可见解放以后祖国语言的
改革,确是照顾到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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