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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谈自杀




好久没有替论语写文章了。编者来了信,说这回要出复刊周年纪念号了,上次的谈
吃谈病,你都没有一个字,这回非凑凑热闹不可。限期十一月二十四晚上,必须写一点
什么的出来。这是“死线”(Deadline)。
现在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我正站死线上,兀自写不出什么可以在论语半月刊上
服侍看官们的文字。正在焦急,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我立刻跳起身来,说:“你来得正好。”
客人怔住了,问:“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我要写文章。”我说。
可是客人反而更莫名其妙:“你要写文章,为什么反而说我来得正好”?
“因为我正在写不出。”我说。
客人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如此。你正在写不出,厌烦得很,欢迎我来聊天,给
你解解闷,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还没有弄清楚。”我说。“欢迎你来聊天,这不错。但并不是为了
给我解闷。”
“那么……”
“是为了供给我一些文章的材料。”我赶忙拦着他说。
客人立刻变色,随手捡起一张夜报,往沙发里一沉,管他自己看报了。
“怎么了?敢情得罪了你?”我陪小心问。
“岂敢岂敢,你还是写你的文章,可别跟我这里来找材料,我不愿意把我的说话写
进去。这年头,说家常话也得秘密些,你看了菜馆里的国防部谕没有?”客人牢骚起来
了。
我对他瞪瞪眼,也奈何他不得。如果你不预备开口的话,还是请早去吧。否则,只
要你说一句话,我的死线就不怕了。
我心下想,就耐性的等着。
果然,一会儿就给我等到了机会。他好像在报上得到什么感慨。
“愈来愈可笑了。哼1他把报纸一扬。好像在对自己说,也像在对我说。
“关于选举的笑话,是不是?”我赶忙奉承下去,唯恐他不再开口。
他回头跟我一愣:“选举的笑话,即在我看来,已经不是笑话了。我说的是自杀。
你看,一个裁缝,吞了一个铜戒指,要自杀,才吞下去,就叫茶房救命,这岂不可笑?”
这倒并不可笑,归根结蒂,人都是要生命的,即使自杀的人亦然。但我明说这个意
见,怕来客扫兴,又堵断了我的文料。我就改说:“不久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失
恋的青年,跳黄浦江自杀。才跳进水,就大叫救命了。也一样的可笑。”
“所以,”我一听他这样说,就高兴了。至少我已经引出他的话来了。他说下去,
“自杀也不必禁止,有许多人会得自己叫救命的。”
“这也不然。在这个社会上,一切被禁止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好的,有价值的,或者
说是前进的。所以,愈禁止则趋而为之者愈众,关于自杀也是如此,纵然有许多人会得
自己叫救命,但自杀的人还是在日日的多起来,因为他如果不自杀,也就不会叫救命了。”
我的话显然引起了来客的兴趣,他调整一下坐的姿态,“你说什么:在这个社会上,
一切被禁止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好的,有价值的,或者说是前进的?这是指的什么?”
“事实,”我说,“我没有微言大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文汇报,学潮,黄金,
美钞,这些都是,最近还可以加上一个民盟。许多人都在怀念它们,就因为它们都已经
被禁止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说明,当它们没有被禁止以前,它们都不是……”来客有点深
思起来,他在开始与我辩难了。幸而我阻住了他。我说:“你是不是希望我们谈谈政治?”
他恍然大悟,赶忙说:“不不,我们不谈那些个,你别把那些东西写进去。我们宁
可再来谈谈自杀。”
“好吧,反正也一样。”我说。
“那么,从你的逻辑,你是不是以为在禁止自杀以后,自杀的人就多起来了?”他
问。
“可以这样说,我相信。虽然这个理论用在自杀这件事情上,不容易获得明显的论
证。”我说。
“然则,你以为这些可笑的自杀者是前进的,是不是?”他逼着问。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我回答,“不过,你要注意,大多数自杀者是没有叫救
命的,他们真正做到了自杀,自然是前进的,例如轰动一时的筱丹桂就是。”
“筱丹桂,我承认她是前进的,但是,我不了解,叫救命的难道也同样是前进的吗?”
我说。
“当然同样是。这分别只是一个自杀的技术问题。技术差的自杀者,使他在临死之
前,还有能力表示他的要生命的意志,技术好的,使他在来得及表示其要生命的意志以
前,已经死了。”我说。
“怎么?你以为凡是自杀的人都是要生命的人吗?”他有点迷糊了。
“很抱歉,”我说,“我在没有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以前,就把你送进第二个问题里
去了。现在让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我说‘前进的’,这个状词的意义并不如普通
人所想象的那样可尊敬。我所认为前进者,是指一些有能力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的人。
至于那能力那办法之是否适当,是否成功,都没有关系。自杀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
应付他那苦难的生命,如果他根本不要生命,不重视他的生命,又何必急于要解决这个
问题呢?因此,这就是我对于你第二问题的答案了。你也许会觉得,这里存在着一个显
著的矛盾:既然要生命,反而以停止其生命为解决生命苦难的方法。是的,这就是每一
个人都会有的矛盾,在自杀后叫救命的人泄漏了这个矛盾;而终于自杀的人则保藏了这
个矛盾的秘密。”
“很好,你解释得很透彻。但是,我还得回头来问一下,在禁止自杀以前,这些人
难道都没有准备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他问。
“何以见得?既然一问有人自杀,则那些自杀者就是自动地在设法解决其问题的人。
这种人可以说是先知先觉的自杀者。先知先觉的自杀者多了,不免影响到社会人心,于
是当局要禁止了。而禁止实在就无异于唤醒。先知先觉者促成了禁止,禁止反而唤醒了
一批正在不知应该如何解决其问题的游移分子,给他们指示了出路。于是有的完成了悲
剧,有的闹了笑话……”
“这样说来,根本就取放任政策,不加禁止,你能担保自杀者不会互相效尤,愈来
愈多吗?”他问。
“如果生命的苦难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时,这就无法担保了。”我说,“但是,
事实上,十之九的自杀者都应该可以有别的两全之道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是他们没有
经过周密的考虑,却采取了一个干脆,然而是牺牲最大的方法而已。”
我说。
来客又对我瞪了一眼,漏出了他的昆明话:“你家说哪样?”
“我说的是关系自杀的事。”我回答。
“那么何以说是‘两全之道’?这‘两’字指的什么?”他咄咄逼人地问。
“难道你以为应当说是‘自全之道’吗?我却不以为然。一个生命是个人的,另一
个生命是人类的,虽然同时在一起。”
“得了,别引申开去了,我该走了。除了自杀的事情以外,我今晚没有跟你谈别的,
你下笔得放仔细。”他说着就走了。
于是我写得了这么一篇闲文,送给论语复刊周年纪念号去助兴。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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