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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之感




《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发表了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在上海的三年》,其中与
我有关的有两段: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记云:“朱经农来,言拟好好办光华大学,邀
余与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为国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
效力,因致书蛰存。”又,七月三十一日记云:“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因可
有房子住,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这件事,我早已忘却,如果不见圣翁的日记,恐怕永远不会回忆到。现在,圣翁的
日记帮助我回忆起这件事,同时也使我想到这件事一直是一个未解的谜。
我于一九四六年春,从福建三元随江苏学院复员,先在上海家里住了一二个月,访
问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到开明书店去过,见到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徐调孚诸
人。随后我就到徐州江苏学院新校舍授课。在徐州,我收到叶圣陶的信,问我下学期的
工作情况。他说,朱经农将出任光华大学校长,正在组织教师班子。希望我去光华当中
文系主任,托他写信征询。我收到圣陶的信后,觉得一时还无法决定。虽然我很想回上
海工作,但江苏学院能否同意,还未可知。因此,我就复信给圣陶,请他转达朱经农,
且待放暑假时回沪再说,好在只有一个多月了。
七月中旬,我回上海遇到刘大杰,才知道他已决定就暨南大学校长李寿雍之聘,任
暨大文学院长。同时才知道江苏学院同事邹文海亦已决定为暨大教务长,周枬为法律系
主任,他们和李寿雍都是旧交,我又知道江苏学院院长戴克光本人也在活动换一个工作,
这样我自己就决定脱离江苏学院,由刘大杰、邹文海的推荐,接受了暨南大学的聘书。
这一决定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暨大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分配到一座大楼,作为教
师宿舍,我虽家在上海,但老家人口多,挤不下,要想把小家庭分出去。暨大庶务处在
大楼中分配给我二个房间,一西一东,便解决了我的居住问题。因此,我于七月三十一
到开明书店编辑部拜访圣陶,把我的情况告诉他,并请他代我向朱经农道歉。
圣翁日记中所记的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它始终留下了一个谜,使我不解,我
和朱经农毫无关系,也没有见过,他为什么忽然看中我,要我去当中文系主任?起初我
以为是由于周予同或叶圣陶的推荐,但一问之后,才知并非如此。当时虽然各大学之间
消息灵通,但这件事却没有人说起,这个谜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始终无
法解释,甚至连这件事也早已忘了。
最近,有一个朋友从青海来信告诉我:在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逊中有一封信
中提到过我的名字。我和胡适也未曾有过关系,更未尝通信,这部书中怎么会有我的名
字?赶紧去把这部三厚册的《书信逊借来,果然在中卷第64页上看到一封朱经农致胡
适的信,内容是向胡适汇报中国公学情况的。其中有一段云:“文理科学长由党部推荐
李青崖主持,弟以其与君武先生感情素好,又为党部所推重,当可持中庸之态度。不期
其对杨鸿烈兄竟不能相容,其态度之狭隘令人失望。此次文理科教授变动最多,文史系
方面新请教员,大抵为文学研究会中人,如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施蛰存等,也还
过得去。……其组织最弱者为法科之政治经济系,将来若有问题,必从此系发生,叶秋
原为系主任,已觉平常,教授亦无出色者,学生甚盼一涵回来,然一涵决不肯来……”
我看到这封信,才恍然大悟,解决了一九四六年的谜。原来中国公学的这一件事,
我也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没有这封信的帮助,连回忆都无法追寻了。
这是在一九三一年春,我在办水沫书店。李青崖来邀我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担任文预
科的国文课教员,每周去二次,每次上课二小时。当时我以为李青崖只是新任国文系主
任,却不知道他还是文理科学长。我在水沫书店的编辑工作,是半雇员,半朋友义务,
每月支取的生活费不到一百元,正想在上海找个固定的副业,以贴补生活,李青崖答应
我每教时三元的薪给,对我不无小补,我就答应下来。过了几天,他送来了一份聘书:
写明聘请我为预科兼任教授,没有任课时数及薪给数,由校长马君武署名签发。算来这
大约是一九三一年三月间的事。
我原来只是个中学教师,没有教过大学生,到中国公学上课,教的是大学预科一年
级生,只等于现在的高中二年级,上国文课也并不感到困难。在每次到校上课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学校已闹过几次学潮,李青崖进中国公学后,解聘了国文系教授杨鸿烈,马
宗霍,他们都是胡适当校长时聘请来的,学生也都满意。李青崖突然解聘了这二位;拉
进了自己的朋友,学生中颇有波动。我莫名其妙的成为李青崖的私人。马宗霍被解聘后,
拂袖而去。杨鸿烈的表现很不好,他住在校舍中,硬是不肯迁出,还大骂李青崖,弄得
很僵。叶秋原是我的朋友,杭州人,新从美国得了一个社会学硕士学位回来。李青崖请
叶秋原来代替高一涵,当然比不上,学生听过高一涵的课,再听叶秋原的课,当然会感
到“平常”。
我到中国公学上课不到三星期,学潮又起,不过我并不清楚其中党派斗争的真相,
只是有好几次去上课,都碰上学生罢课,听听学生的控诉,显然有“拥马”和“倒马”
二派。
大约马君武校长此时已不到校,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
我在中国公学任课,勉强维持到六月,学潮未平息,提前放暑假,于是结束了我的
教学任务。马君武、李青崖都下了台,下学期学校也不请我了。
朱经农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正是我在中国公学兼课的时候;这时他已
就任中国公学副校长之职,马君武已去,李青崖仍在。正校长邵力子,是挂名的。胡适
是中国公学董事长,所以朱经农常有信给胡适。汇报中国公学情况。《书信逊中朱经
农给胡适的信,关于中国公学的,不止一封,我在这些信中,才知道当年中国公学的内
幕,这些情况,当时都一点也不知道。
朱经农对李青崖很不满意,在这封信中却提到我,和郑振铎、孙俍工、李石岑一起,
许为“也还过得去”的教员,可见他对我们四人,并不因为是李青崖的私人而有所歧视。
不过,对于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三位,“也还过得去”的评价似乎太低了。至于我,
自己知道,作为初出茅庐的大学教师,确是刚刚及格而已。
十六年之后,朱经农还想请我去担任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可知他对我一直在注意,
认为从前那个“过得去”的教员可以当系主任了。但是我始终没有见过朱经农的面,也
绝不知道这些情况。直到最近几天接连看到叶圣陶的日记和朱经农给胡适的信,这个谜
才得到解释。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知己朋友,确是难得,平时最相熟的朋友,
也未必就是知己,素不相识的人,更不易成为知己。朱经农从来没有在我的师友之列,
可是,他关心了我十六年之久,我却绝不知道,直到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明白过来,
我岂能没有知己之感,可惜我感得太迟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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