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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白凤




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主编文学杂志《现代》,每期都发表一些有新倾向的诗歌创
作,造成了新诗坛的所谓“现代派”。文艺界的舆论,对它毁誉不一。李白凤是当时写
诗很起劲的一个。他最初从北京寄稿来,不久,来到上海,我们便成了朋友,至今已历
四十多年,尽够算是老朋友了。
白凤是个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无城府,喜怒立即形于辞色;耿
直,所以受不了一点委屈。我喜欢并尊重他的性格。但是,从我这个以老庄思想为养生
主的人看来,他这个性格肯定将不谐于俗。四十年来,他的生活多半在坎坷不遇中过去,
虽然客观条件对他常有不利,但也多少是他自己的性格构成的。
我和白凤虽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同在一地的时间却不多,何况同在一地也还不
是经常见面。最初几年,我只知道他是个新诗人,此外,对他的家世、生活,一无所知。
一九四八年,我们同在上海,我到他家里去过,在他的小楼上谈了半日,才知道他爱写
字、作画、刻图章。当时有些意外,不了解一个作新诗的青年,怎么会走到书画篆刻的
路上去。他还告诉我,战争期间,在桂林的时候,他还依赖治印解决了一部分生活问题。
他的篆刻,曾得到柳亚子先生的赏誉,为之题诗,最近又为他撰作鬻印小启。郭沫若先
生也欣然为他的印谱题签。我联想起闻一多先生在昆明卖印的情况,因而体会到白凤之
走这条路,不是他爱做斗方名士,而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何况后来又知道书画篆刻,
原是他继承的家学,这就更不足为奇了。
解放后,白凤离去上海,几年没有消息。到一九五五年,才得到他的信,说是在河
南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苏联文学。这又使我有些惊讶。苏联文学不是白凤的专攻,也
没有听说他学过俄文,怎么居然去担任这个讲席呢?我当时便复信给他,劝他换一个工
作,最好是教现代文学或古典文学。可是他回信说:师范学院是因为独缺苏联文学教师
而请他去任教的。这样,我又心中纳闷,觉得无可奈何,联想起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社
会局当一名小职员,情况正是如此。
哪里知道,就是这五斗米,白凤也无福消受。一九五七年,他也和我一样,得了无
妄之灾。他的遭际比我更惨,竟失业闲居了。从此,我们又有五六年不相闻问。直到一
九六二年,他可以在家休养,才又有信来叙述这段时期的艰辛生活。他还告诉我:今后
岁月只有依仗贤妻的供应和女儿的帮助了。
当时,我也抛弃了文学,转移兴趣于金石文字。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讽刺。从前鲁
迅放下了古碑,走出老虎尾巴来参加革命;我也原想参加革命,或说为革命服务,结果
却只落得躲在小阁楼中抄古碑。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往古碑里钻吧。同时,白凤也索性
钻进了书画篆刻,有时还哼几句旧诗解闷。此后,我们逐渐地恢复了联系,经常有书信
来往。我托他在开封收罗金石拓本,他托我在上海买书、借书。我们相濡以沫,彼此都
有些影响。他经常把作品寄给我。篆刻,画幅,书法,各方面都有,而且都是愈来愈好,
可以看出他的进步历程。我尤其佩服他的书法,由于他也热中于金文,一方面开始了古
史的研究,一方面他的书法从小篆进入到大篆。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们的“雅兴”,我和白凤又隔阂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自以
为在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而事实上却是被革命。待到动乱的空气慢
慢地安定下来,我们又恢复了联系。我发现白凤的金文研究和大篆书法已突飞猛进。一
九七二年以后,他不时寄给我一些考释彝铭的文章,有关于文字学的,有关于古史的。
他钻得深了,我没有能力提供意见。我建议他向郭沫若和唐兰两位专家请教。唐兰先生
很热心给他帮助。至于他的书法,我认为,国内写大篆的,今天恐怕还未见有人能超过
他。
一九七六年,国内政治出现了除旧布新的大好形势。白凤的生活有了昭苏之望,他
的情绪登时积极乐观起来,对自己的书法篆刻和金文研究,定出了宏大的规划,全力以
赴。岂知在连续二年的勤业力学之中,失去了生活的平衡,终于以生命和壮志为改正的
代价。
对于白凤的死,及其坎坷的一生,我是非常感慨的。二十年来,他的锲而不舍的精
神,刚毅不挠的志节,正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在罡风淫雨之中,仍然能
孤特独立,有以自振。我以为,这正是我们国家的一股元气。
最近,白凤的书法篆刻,已经在开封、郑州、北京等处展出,获得高度的评价。他
的一些遗著,也可以有机会印行。这都是朋友们对白凤最好的纪念办法。像我和白凤的
交情,白凤去世之后,我早就该写文章纪念他了。但是,二十年间,去世的老朋友不少,
我都只有感慨,而没有话说。现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因而借此机会,叙述我和白凤
的多年交往,以及我所了解的他的一生,用此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近二十年来的景况,
以白凤为例子。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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