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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归去来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得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竟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看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大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7%,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磨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立哲在手术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来。北玲命真硬,又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简单、自在、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不显出多少病容,啃着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来,“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晃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唱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及做。但他的唱叹并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了,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十年,我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十年陕北,十年美国,至少我又要回来干十年了。他说:要是干得好,最终我还是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间,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看样子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的病能好。”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美国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处”、“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金华快印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十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我说,你得谨慎,别全赔进去。他说不会。他说刚到美国时还不是身无分文,大不了还那样。我说你的年纪不比当初啦,又有病。他说,守着钱过平安日子,我更得病,不干事本身就是病。常使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成了习惯,处处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理解。“知道在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要多久批准吗?”“三天?”“猜。”“一天?”“再猜。”“多久?”“吓死你,十分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怎么都有饭吃。这要是不改,最后大家都饿着。”有一次我问立哲的司机:“跟立哲干活累吧?”司机撇撇嘴点点头:“不过孙老板比谁都累。”我记起老同学们早就给立哲的评语:此人走到哪儿哪儿不能安闲,总搅起一群人跟着他转。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一定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但是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看父亲。她当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极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真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可能不太久了,立哲还是把孩子接来。女儿三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经常要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对立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太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八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懵的八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北玲静静地听竟一次也没有呻吟,不知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为丈夫的身体操心,提醒他按时吃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阻,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行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土吾民作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我与北玲无话不谈,几次同她说起死,她毫无惧色,说她在那次大手术的四十分钟冰冷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
  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儿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魂一定也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