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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相逢何必曾相识




  等有一天我们这伙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岁,白发苍苍还拄了拐棍儿,世界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是(夏令时)傍晚七八点钟的太阳,即便到那时候,如果陌路相逢我们仍会因为都是“老三届”而“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么不管在哪儿,咱们找一块不碍事的地方坐下——再说那地方也清静。“您哪届?”“六六。您呢?”(当年是用“你”字,那时都说“您”了,由此见出时间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岁,我老初三。”倘此时有一对青年经过近旁,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这俩老家伙念的什么咒语。“那时候您去了哪儿?”“云南(或者东北、内蒙、山西)。您呢?”“陕北,延安。”这就行了,我们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这永远是我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六六、六七、六八,已经是多么遥远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对青年学过历史,他们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语,那是二十世纪中极不平常的几年,并且想起考试时他们背诵过几个拗口的词句:插队,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他们恰恰是钻研史学的,如果他们走来,如同发现了活化石那样地发现了我们,我想我们不太介意,历史还要走下去,我们除了不想阻碍它之外,正巧还想为“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世界有一点用处。
  我们能说点什么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几十年前的喜怒哀乐和几百几千年前的喜怒哀乐一样,都根据当代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想象罢了。我们可以讲一点儿单凭想象力所无法触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写“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边疆”,您信它一半足够了,记此正史的人必是带了情绪。我记得清楚,1968年末的一天,我们学校专门从外校请来一位工宣队长,为我们作动员报告,据说该人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台来先是说:“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台下便很安静了。然后他说:“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台下的呼吸声就差不多没有,随后有人带头喊亮了口号。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简洁有力:“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历史疑案:有多少报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么时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说出大天来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队长者反而退却。这里面肯定含着一条令人快慰的逻辑。
  我去了延安。我从怕去变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是以后屡屡证明了的惯做白日梦的禀性所致,以及不敢违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当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和翻山越岭北上的卡车时,才感受到一缕革命豪情。唯当下了汽车先就看见了一些讨饭的农民时,才于默然之间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学孙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引发的灵感。他捧定那书看了一路,说:“咱们干赤脚医生吧。”大家都说好。
  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于政治,“四人帮”也能懂人道主义了。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仅此而已。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是贫病交困的农民们把他送上了行医的路。所以当“四人帮”倒台后,有几个人想把立哲整成“风派”“闹派”时,便有几封数百个农民签名(或委托)的信送去北京,担保他是贫下中农最爱戴的人。
  我们那个村子叫关家庄,离延川县城八十里,离永坪油矿三十五里,离公社十里。第一次从公社往村里去的路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为立哲造舆论:“他是大夫。”“医生噢?”老乡问,“能治病了吧?”“当然,不能治病算什么医生。”“对。就在咱庄里盛下(盛下:住下)呀是?”“是。”“咳呀——,那就好。”所以到村里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立哲看病,我们七手八脚地都做他的帮手和参谋。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婆儿——发烧、发冷、满脸起的红斑。立哲翻完了那本《农村医疗手册》说一声:丹毒。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出来,把红糖和肉松也拿出来。老婆儿以为那都是药,慌慌地问:“多少价?”大伙回答:“不要钱。”老婆儿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立哲再去看书,又怀疑是否红斑狼疮。这才想起问问病史。老婆儿摸摸脸:“你是问这?胎里坐下的嘛。”“生下来就有?”“噢——嘛!”当然,后来立哲的医道日益精深,名不虚传。
  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糠菜半年粮”已经靠近了梦想,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呢,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所以才不实行。怎样算一个家呢?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怎样养活一个家呢?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民歌里唱“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他,婆姨们的苦一点不比男人们的轻,白天喂猪、养鸡、做饭,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她们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农活紧了她们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民歌里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差不多是真的。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又能省下几个钱。民歌唱“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说是夸张吗?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要是换了草原上的牛马,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然后卖成钱,买盐,买针线、农具、染布的颜料、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余下的逐年积累,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唯独狗可以忽视,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含满了惭愧和自责,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我彻底厌恶“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理论。人不是一辈子为了当儿子(或者孙子)的,此其一;人在数十万年前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动物,此其二;第三,人若不嫌母丑母亲就永远丑下去,要是不嫌家贫闹革命原本是为了什么呢?找遍陕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贫”这样的词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难中的别离,煎熬着的深情,大胆到无法无天的爱恋:“三天没见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问遍。”“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梦也梦不见你回来。”“白格生生蔓菁绿缨缨,大女子养娃娃天生成。”“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上队伍上横山。”“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吃了上前线。”“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在山里受苦时,乡亲们爱听我们讲北京的事,听得羡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呀——”地赞叹,便望那望不尽的山川沟壑,产生一些憧憬,说“咱这搭儿啥时也能像了北京似……”接着叹一声:“不比当年了嘛,人家倒把咱给忘球喽。”于是继续抡动起七八斤重的老镢,唱一声:“六月里黄瓜下了架,巧口口那个说下哄人的话。”再唱一声:“噢,噢,噢嗬,噢嗬嗬,噢嗬嗬——!说是了天上没灵儿神,刮风了下雨是吼雷儿声,我问你就知情是不知儿情……”
  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可是公粮收得狠,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我亲眼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子一入冬就带着全家出门要饭去了。胆大又有心计的人就搞一点“投机倒把”,其实什么投机倒把,无非是把自家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蒸成馍,拿到几十里地外的车站去卖个高价,多换些玉米高粱回来,为此要冒坐大狱的危险。有手艺的人就在冬闲时出门耍手艺,木匠、石匠还有画匠。我还做过几天画匠呢。外头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红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画些花鸟鱼虫,再写几个吉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顶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作(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佐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为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热热的香香的杂面条条儿了。
  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干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点,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欲,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劲儿央告。还有,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知识青年带头把村里的果树都砍了,种粮食。果树的主人躲在窑里流泪,真仿佛杨白劳再世又撞见了黄世仁。好在几年后我们知道不能再那么干了,我们开始弄懂一些中国的事了。读了些历史也看见了些历史,读了些理论又亲历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样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那几届“老插”得天独厚之处,至少开始两年我们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孙了,谁处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
  当然,一有机会我们还是都飞了,飞回城,飞出国,飞得全世界都有。这现象说起来复杂,要想说清其中缘由,怕是得各门类学者合力去写几本大书。
  1984年我在几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又回了一趟陕北。因为政策的改善,关家庄的生活比十几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说丰衣,钱也还是没有几个,但毕竟足食了。乡亲们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请我去吃饭,吃的都是白面条条儿。我说我想吃杂面条条儿。众人说:“哎呀——,谁晓得你爱吃那号儿?”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担心政策变了还不是要受穷?担心连遇灾年还不是要挨饿?陕北,浑浊的黄河两岸,赤裸的黄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饭。
  那年我头一次走了南泥湾。歌里唱她是“陕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夸张,但亲临其地一看,才知道当年写歌词的人都还没学会说假话呢。那儿的山是绿的,水是清的,空气也是湿润的,川地里都种的水稻,汽车开一路,两旁的树丛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药,随时有野鸡、野鸽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盖因那满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谙历史的人告诉我,几百年前的陕北莽莽苍苍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湾的地界,无边无际又全是灼目的黄土了。我想,要是当年我们一来就开始种树造林,现在的陕北已是一块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样,这高原早已变绿,黄河早已变清了。我想,眼下这条浑浊的河流,这片黄色的土地,难道是民族的骄傲吗?其实是罪过,是耻辱。但是见过了南泥湾,心里有了希望:种树吧种树吧种树吧,把当年红卫兵的热情都用来种树吧,让祖国山河一片绿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贫穷的土地有个根本的变化。
  篇幅所限,不能再说了。插队的岁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说起来没有个完。自己为自己盖棺论定是件滑稽的事,历史总归要由后人去评说。再唠叨两句闲话作为结束语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洒在了黄土地上,怎么办?别着急,把浸了油的黄土都挖起来,放进锅里重新熬;当年乡亲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再有,现在流行“侃大山”一语,不知与我们当年的掏地有无关联?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抡圆了镢头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松软;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过的。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们十七八岁去插队时,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说话,心里骚骚动动的但都不敢说话,远远地望一回或偶尔说上一句半句,浑身热热的但还是不敢说下去;我们就是这样走进了人生的。这些事够后世的年轻人琢磨的,要是他们有兴趣的话。
  一九九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