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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小史





  "家",诸暨人称之为"屋里厢",可见它与屋——住宅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小的时候是"无家"的。

  记得父亲是解放初来诸暨工作的,当时我和母亲还在绍兴老家。我4岁那年,母亲也调到诸暨,在离城4公里远的大侣袁家教书,我依旧跟在母亲身边。每逢星期天,不是父亲来乡下同我们团聚,就是我们母子俩进城去住旅馆,十分的不便。尤其是到了寒暑假,我们就更是"无家可归"了。父亲只好四处打听租房,由于是临时性的,房东要价特别高,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打游击"式的"家",少说也有过十几个。

  后来,母亲调到9公里外的孙家,那时我才9岁,上上下下的步行吃不消,惟一的办法是进城同父亲住在一起。可住在哪里呢?亏得天无绝人之路,父亲的一位同事说他家有空余的屋子,我们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要知道,这可是我头一次感受"家"的温馨。

  其实,这个家很小,只有10几个平方,幸好我们没有多余的家什,两张L形摆放的床以及一桌二凳也是父亲从单位里借来的。屋子的朝向又不好,夏日里,上午"东晒",下午"西晒";雨雪天,房间里常常是"风雨交加"。可我们一家六口还是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生活了整整八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房东怕因"有房出租"而担上"剥削"的罪名急着把我们扫地出门,也许我们会在那里一直住下去。

  1966那一年是很难找到出租私房的。当时,我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父母没空,我只好拖着沉重的双腿四出打听。好不容易在江东小街找到了一位"不怕"的主儿,我们总算有了个可以"安居"的所在。可好景不长,一年之后,房东突然下了逐客令,限我们在一个月里搬家。这样的窘况在那时是经常发生的,谁叫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呢。

  就这样,我们东住几年,西住几年,一直捱到了1983年,父亲的单位里才分给我家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三年前,由于住房政策的实施,这套住房正式归了我家所有,从此,我们才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家;而我也有了一间独自居住的房间。前几年,上海的伯父一家几口来诸暨玩,对我家的住房条件羡慕不已。其实,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诸暨,居住条件比我们好的"多了去了"。别的不说,就说我的两位弟弟吧,他们各自都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三室一厅的宽敞住房。

  为了我这一身病骨,父母曾花费了无数的钱财,要不然,我们这个"家",肯定会更加宽敞更加美好。"家"是"国"的细胞,"家"的变革可以折射出"国"兴盛。我们这个"家"的小史,不是正反映出了伟大祖国这五十年来的沧桑巨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