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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自己




(代 序)

  要说自己,首先得从我的病谈起。我患的是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类风湿关节炎。初次发病是在1963年冬,那时,我才14岁。1965年11月,病情加剧,我被迫辍学。1971年4月,我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父母竭尽所有,为我四处求医问药,可结果还是沉疴难起。现在,除了腕、踝及以下小关节以外,几乎所有关节全部屈曲畸型,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奇丑无比。有人作过很形象的比喻——曲曲弯弯的一个老树疙瘩。最严酷的现实是,我的病已不可逆,我将在轮椅上度过无奈的一生。

  有位朋友说,他初次见到我时就担心,这个人还能活多久?他认为,我的痛苦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曾无数次地设计过自尽方案,就因为我实在"废"得连了断自己的能力都已丧失殆尽,是"无可奈何"才让我选择这"苟延残喘"的。

  不过,人不可能永远被动地听从命运的摆布。天长日久的,我也想通了。人生有许多痛苦不幸是根本无法战胜超越的。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我能做的,只有坚持与适应。人活一世绝非易事,生命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何必人为地缩短自己的人生旅程?!

  我这样寂寞凄惶的生活,确实很难面对。然而,这么多年来,我却生活得很充实。因为我有三件"法宝"——朋友、书籍和写作,是她们三足鼎立支撑着我的生命。

  我有许多朋友,而且大多是无邪天真的女孩子,他们引我为知己,与我情同手足,由于"自然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慢慢地远我而去,但也有不少可以沉淀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关心爱护着我。同时,还时不时有更年轻的新朋友闯入我的生活。我这小小的斗室,因为有他们,仿佛永远是"鲜花盛开的村庄"。因了这一身病骨,我差不多失去了一切,但我却拥有着这一份"特别的爱"。我之所以能如此乐观地活着,最重要的就是我享受到了并不是一般的人可以享受到的甜蜜与温馨。

  也许是应了"无聊才读书"的古话,我一向对书情有独钟。我的卧室就是书房,四只大书橱塞得满满的,床上、桌上、椅子上也到处是书。我不能行动,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但间或有的那一点微薄稿酬都用来买书。朋友们了解我,千方百计为我找书,他们送我礼物时大多也总是以书相赠。我的眼睛不好,大家劝我少看书,可我做不到,不读书简直活不下去。

  据说残疾人大多有过三种经历——学医、学外语和学写作,我也不能免俗。可是,啃了几年医书,发现自己的病已属不治,我明智地放弃了;学外语,做过翻译梦,也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译作,终因找不到"原文"也放弃了;于是,我走了第三步,学写作。

  我只读过两年初中,水平之低可想而知。可我自幼爱好文学,梦想长大了可以成为作家。从1981年起,我开始系统的自学,啃完了大学中文本科的全部教材,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便以为自己差不多可以一试身手了。然而,我失败了。文章写出来投出去后,或如泥牛入海,或如鸟儿恋巢,折腾数年,一文不名。于是,有人劝我,你能活下来已是不易,何苦自己捉弄自己?还有人认为,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足不出户,写得出什么来?更有甚者,一位编辑在退稿条上写道:"捏造生活捏造情节"。
  可我不甘心啊!默默苦读几年后,我又写了一篇小小说《茶瓶》,没想到这仅800字的小文,居然改变了我整个儿的思维。《茶瓶》是在寄出后的第六天就发表出来的,当时
,因为这个,我兴奋得几乎晕倒。我想得很多,我的水平一下子提高了吗?也许是。但我也省悟到,我实在不应该过份注重自己的"残疾"。除《茶瓶》外,以前我投稿,总要注上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很容易让人产生我"没有生话"、只能"捏造生活"的先入为主的印象。

  《茶瓶》可以说是我的处女作,刊发在1990年3月18日的《舟山日报》上。我从此自信心大增。说来也怪,我仿佛突然"会写文章"了。只要写得出来,就不愁发不出来。有趣的是,几乎所有劝我改弦换辙、找一些"力所能及"干干的"权威",忽然也换了口气。

  如今,我已在《中国残疾人》、《小说月刊》、《年轻人》、《新民晚报》、《齐鲁晚报》、《重庆晚报》、《燕赵晚报》、《钱江晚报》、《杭州日报》等几十家报刊上发表了二百余篇文章,有的还获了奖。我觉得自己能直面人生,勇敢地活下来,而且活得有所意义,确实不容易,最起码我不会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废人"了。我相信,除了肢体残疾外,我与别人没什么区别,我同样可以以"人"的眼睛观察世界,以"人"的脑袋思维人生,以"人"的心灵赞美生活、赞美爱与美的一切!
  我知道,我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也有许许多多事情能做。我会用我的爱去爱每一个爱我的人,我会尽我的心力去拥抱生活、讴歌生活。因为,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