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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心情




  王韬《漫游随录》里的《香海羁踪》记他一八六二年初来香港的心情,说是"翌日午后抵香港,山重赭而水泥域,人民椎鲁,语言侏亻离,乍至几不可耐"。后来虽然一居在山腰,多植榕树,窗外芭蕉数本,嫩绿可爱",还是不很习惯,常常思乡;夜里写家书的时侯,"隔墙总有曳胡琴唱歌者,响可遏云。异方之乐,只令人悲"!他说"悲",想家固然是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王韬当时因为"上书太平军"而被清政府指为"通贼",要逮捕他,于是仓促逃亡香港,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到了他协助英华院院长理雅各翻译多种中国经典,又接触西方文化知识,生活工作渐渐安心,心情慢慢好起来,在香港一住竟五年多。王韬欧游两年后再回香港,不但编著了《普法战纪》十四卷,还集资买下了英华书院印刷设备,组织中华印务总局,最后创办《循环日报》,每天在报上首栏发表社论,大大出名;当年"乍至几不可耐"的心情,想必已消散得干干净净了。
  喜不喜欢一个地方,要看住在这地方期间,是不是生活安定,见闻增加,工作满意。读书人尤其注重这三样。有了这三样,心情一定比较好,不太惬意的身边琐事,也比较容易忍受,而且往往从此不希望环境改变。有人说,牵挂香港现状改变的,泰半是些生活安定的香港人,实在不无道理。要王韬离开香港再回中土去尝"天谗司命,语祸切身,文字之祟,中或有鬼"的滋味,他未必愿意。但是,王韬眷恋祖国之心始终未变,他盼望中国"尽用泰西之所长",变法图强,但不致以盲目崇洋、媚洋;还认为"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在英国,他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实学"精神和制度;对中国,他期望的是经济建设;"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伦敦画馆请他摄影留念,他在像后题的律诗有一联是:"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虽然不是什么佳句,气节是有的。
  钟叔河替王韬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写了一篇《曾经沧海,放眼全球》,提到王韬在英国写信给妻兄杨醒通历述一生思想变化一事。近百年来,中国读书人既受西洋学术科技的冲击,深明民富国强的好处,却因政治制度一直没能上轨道,自己也不容易出为世用,终于经常从正统文化的堂奥上溜到边厢里或后花园中去落拓不羁,老舍不得"狂生"意识。这些人,说他们怯懦,实在又极执著;钟叔河说:"'沧海归来'的王韬,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忧时的魏默深",想来跟执著的性情不无关系。
  中国读书人里,做官的另有窍门,姑不论;"屏括帖而弗事,弃诸生而不淡"的,一生成熟过程不出四五个转捩点,跟王韬很像:年轻时,"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出外谋生,则"但求得五百金,可作归耕计",事业还不长根的时候,难免"征逐之游","直作信陵醇酒妇人想";见到同辈中人窜了起来,心中一慌,就会"再变而为名利","妄欲以虚名动世",最后人到中年,心事似酒,乃悟到"士生于世,当不徒以文章自见",转而讲求经世致用之道,"所望者中外辑和,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
  不从政的书生,对社会国家没什么大利,也没有什么大害;能够在一碗苦药里发挥点甘草的作用,算不错;万一有人故意要那碗药苦得喝不下去,那也没话说。王韬的妻儿老小当时都在太平军治下,说王韬上书太平军所求不外平安二字,可能也是实情。据说,曾国藩李鸿章一度都想招致他,但清廷还是把他当"废人","不果行"。销案后,王韬居然回上海终老,这也见出他的"书生本色"。既是书生,王韬一生论政是不是足以代表"民意",很难说:字字都是他"心情"的写照例是真的。通常是有了官意才有民意。街道两旁植树以绿化市容,是官意;人民喜欢,则成民意;万一人民"几不可耐",就不是民意了。"居在山腰",看到"窗外芭蕉数本"而觉得"嫩绿可爱",则既不是民意也不是官意,是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