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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难说



《南方周末》

蒋子龙

  一位尚不足60岁的作家住进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现代医疗技术的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已无法做手术,也没必要了。家属却坚决要求医生给开一刀,不能白白地等死。现代医疗技术无论多么先进,终归是隔皮看瓤,打开后万一还有希望呢!把毒瘤多少切去一点,总比一点不切要好吧?更重要的是为了安慰病人。家属告诉他是肺里长了个良性小瘤子,如果不手术,关于良性的谎言岂不就得戳穿?家属还请求作家协会出面,以组织的名义要求医院给实施手术。于是我们也加入撒谎行列。
  医生虽然明知手术对病人有害无益,也只能答应病人家属和所在单位的请求。因为他们也是撒谎者,从一开始就和家属一起向病人隐瞒了真实病情。哪一个癌症患者的家属不是这样做的呢?从谎言变成了行动,病人的身体被切开了,跟医生预料的一样,决无手术的可能了,原样又缝合起来。绝症在身的病人又白挨了一刀,损伤了元气。得到的只是一句新谎言:手术很成功,很快就会好的。
  所有到医院看望他的人不仅重复着家属提示的谎言,还即兴创造出一些新的谎言。包括他家的小孩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态说着大模大样的谎话。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有什么不安。相反倒有一种神圣感,一种悲壮感,都在扮演保护他的角色。
  大家心安理得地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是为了他好,怎么骗他都没有关系。
  自以为比对方强大,可以撒谎,出于同情对方,为了让他高兴,也可以撒谎。
  他的生活被谎言包围着,也许他的余生就得靠这些谎言支撑着。
  他的精神居然真的好起来,要求看文件;给医生写了感谢信;提出了病好后挂职深入生活的计划;要求再分给他一套房子,他的孩子多,已经给过他两次房子都不够用的;要求专业职务评定委员会把他由二级作家升为一级作家……他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人们无法拒绝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这些应允又是不可能马上都能兑现的。正因为用不着兑现,别人才答应得那么痛快。
  为什么欺骗一个快死的人就不觉得是缺德呢?因为说谎的动机是善良的。是诚实的虚伪,是诚诚恳恳地在说谎。深恶孩子说谎的家长,同时又教孩子撒谎。其实也难得有自己从不撒谎的家长。
  有人喜欢这样标榜自己:“你什么时候听我撒过谎?”——这本身就是一句漂亮的谎言。在文艺作品里形容正面人物的正派总是用“他从不撒谎”这类的套话——这又是一种貌似豪迈的谎言。人不能没有真诚。即便是最无耻的骗子,也有知心朋友,也有说真话的时候。同样,什么时候生活中又真正禁绝过谎言呢?我想找到一种关于谎言的权威解释,却意外地发现许多不朽的人物都说过关于谎言的好话:英国人文主义者阿谢姆说:“在适当的地方说适当的谎言,比伤害人的真话要好得多。”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若是消失了谎言,人类该是多么无聊无趣呀!”拒绝任何宗教,宣布上帝已经死了的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从来没有说过谎的人,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法国道德家沃夫纳格说:“人人生来都是纯真的,每个人死去时都是说谎者。”
  够了,再举下去就有点“谎言广告”的味道了。
  恶意的谎言应属造谣、诽谤,不在此列。
  美国作家冯纳古特说:“人需要好的谎言,可惜好的谎言难逢,烂的谎言太多。”
  一个欧洲大作家到政府禁止垂钓的地方去钓鱼,而且向旁边的人瞎吹:“昨天我从这儿钓了7公斤!”正巧警察走过来,要按他自己坦白的数字罚款。这位作家说:“先生,你不能罚我的款,我是作家,虚构是我的工作。”这算不算冯纳特所喜欢的“好的谎言”?那么,人们也可以把成功的创作、美妙的想象视为“好的谎言”。
  尽管人们推崇真话,还是搞了一个“愚人节”,其实就是说谎者的节日。大大方方地享受说谎的快乐和被谎言欺骗的快乐。
  有人称作家为“人精”,这位患晚期肺癌的同行,怎么会听不出或看不出大家是在骗他呢?病长在他身上,即便别人能骗得了他,他的身体、他的感觉还能骗得了他吗?人,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撒谎。所以“人才离自己最远”。不愿或不敢正视的事实,就宁愿相信它不是真的。
  一个平时最瞧不起人或许是他最瞧不起的人,听说他得了绝症,到了医院跟他和解,不慎说漏嘴,桶穿了窗户纸。他奇迹般地开始昏迷,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是真话害了他,还是谎言害了他?是被欺蒙地活着好呢,还是明白真相后死去好呢?在为他治丧的日子里人们还议论几句,不久便没有人再去想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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