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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新女性》

苦苓

  台湾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海边远足,妈妈没有做便饭,给了我十块钱买午餐。好像走了很久,很久,终于到海边了,大家坐下来吃便饭。荒凉的海边没有商店,我一个人跑到防风林外面去,级任老师要大家把吃剩的饭菜分一点给我。有两三个男生留下一些给我,还有一个女生,她的米饭拌了酱油,很香,我吃完的时候,她笑眯眯地看着我,短头发,脸圆圆的。
  她的名字叫做翁香兰。
  每天放学的时候,她走的是经过我们家的一条小路,带着一位比她小的男孩,可能是弟弟。小路边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两旁竹荫覆盖,我总是远远地跟在她后面,夏日的午后特别炎热,走到半路她会停下来,拿手帕在溪水里浸湿,为小男孩擦脸,我也在后面停下来,把肮脏的手帕弄湿了擦脸,再一路远远跟着她回家。
  后来我们家搬到镇上去了,过几年我也上了中学。
  有一天放学回家,在火车上,看见斜对面一位短头发、圆圆脸的女孩,一身素净的白衣黑裙。我想她一定不认识我了,我一直瞧着她,她也看见了我,又把头转向窗外流过的风景。火车很快到站了,我随着人群挤向门口,她也走近了,叫我的名字。这是她第一次和我说话。
  我叫她翁香兰,她笑眯眯的,和我一起走过月台,出了车站,她说要去搭客运车,我也就走了。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她了。
  这篇文章收在我出版的《少年心事》这本书里。
  书出后半年,有一天忽然收到出版社转来的一封信,信封上是陌生的字迹,但清楚写着我的本名。
  信里面说她看到了这篇文章,心里非常地感动,没想到在离开家乡,漂泊异地这么久之后,会看见自己出现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她自己也深深记得这其中的每一幕,只是没想到越过遥远的时空,竟然另一个人也深深记得。
  她说自己在台北工作,还没有结婚,但她从书中知道我已经成家,因此寄了两张近照给我,但不给我她的地址。“我只是要你知道,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我仍然像你记得我一样地记得你。”她说,署名是翁香兰。
  我凝视着像片里那仍然是圆圆脸、笑眯眯的她。忽然觉得多年来艰苦、寂寞的写作生涯都是值得的,这一封信比所有的财富与荣耀还要有意义,我终于再见到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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